任弼時在西北野戰(zhàn)軍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長篇報告。報告針對各解放區(qū)土改中提出的如何正確劃分農村階級，鞏固地團結中農，對地主富農斗爭的方法，對工商業(yè)，對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政策等急待回答的問題，從理論和實踐結合的意義上闡明了中共中央的政策。

關于劃分階級的標準，報告指出：標準只有一個，就是依據人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的不同，來確定各種不同的階級。報告在具體闡明了劃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的標準后，指出：區(qū)別富農與中農，是一個要十分慎重處理的問題。剝削收入不超過其總收入四分之一者，仍算為中農，或富裕中農，如果超過四分之一，連續(xù)三年者，才算富農。

關于團結中農問題，報告指出：中農是我們的永久同盟者。錯訂成分，侵犯中農利益，排斥中農，辦事不要中農參加等錯誤傾向，必須堅決糾正，不然，就會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趨于失敗。

關于如何對待地主、富農等問題，報告提出了三個區(qū)別對待：對地主與對富農，斗爭應有所區(qū)別；對地主的大中小，惡霸與非惡霸應有分別；對新式富農和舊式富農的財產處理又應有所區(qū)別。報告指出：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消滅是一場惡戰(zhàn)，需要很細致的很藝術的領導，真正把群眾發(fā)動起來，絕不能用簡單而性急的方法去進行。把富農與地主一樣對待，不但混淆了政策，過火地打擊富農，是會引起中農懼怕的。對大地主及惡霸，斗爭嚴厲些，打下其威風，是必要的，中小地主與非惡霸，只要拿出土地財產來，政治上低頭，服從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新富農的生產，是在民主政府幫助下發(fā)展起來的，這種富農的存在對我們并無害處，而且在將來一個時期內還會發(fā)展的。過去我們鼓勵這種富農，例如吳滿有那樣的人們，發(fā)展其生產，對于穩(wěn)定中農，刺激中農的生產熱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今后的政策，還是應當如此。

關于對待工商業(yè)的政策問題，報告指出：對工商業(yè)不要采取冒險政策。黨的政策是僅僅沒收官僚資本與真正的大惡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業(yè)，其他凡是為國民經濟所需要者，必須使之能夠繼續(xù)營業(yè)，不得停閉，更不得破壞和任意分散。這些政策不僅適用于原有解放區(qū)，也適用于將來解放的新區(qū)域。 

關于對待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的政策，報告指出：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中國原有知識分子專家來替人民辦事，同時教育改造他們，糾正他們中許多人輕視人民脫離群眾的習氣。地富家庭出身現(xiàn)在農村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遵守政策法令，愿意為人民服務，就可以讓他們出來工作，要防止因為消滅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與封建制度有聯(lián)系的知識分子。在抗戰(zhàn)時期，實行減租減息，吸收開明紳士參加“三三制”政權是完全正確與必要的，對全國起了很好的作用，懷疑這種成功是錯誤的。任弼時的這篇報告，經毛澤東修改補充定稿后，確定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下發(fā)全黨，并由新華社轉播全國各地。 這篇報告收入《任弼時選集》。

1983年1月12日

鄧小平就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和衡量工作正確與否的標準問題指出：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農業(yè)搞承包大戶我贊成，現(xiàn)在放得還不夠。總之，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fā)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這篇談話的要點以《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