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毛澤東學的新動向
張明
伴隨單純意識形態(tài)偏好支配的傳統研究路徑的衰弱以及以客觀歷史性為導向的學術化研究趨向的增強，當代西方毛澤東研究也自然地從“一元中心論”發(fā)生了偏轉，即由以毛澤東替代中國研究轉向毛澤東時代中國歷史、現實的研究。
隨著毛澤東的逝世以及“冷戰(zhàn)”狀態(tài)的部分質變，上世紀末西方毛澤東研究不斷強化了從“意識形態(tài)辯論”向“學術理路分析”轉變的新趨向，催生了若干新的問題與研究趨向。其中，呈現出從“一元中心”向“多角邊緣”的積極擴散。
縱觀以往西方毛澤東研究的敘事邏輯及其基本路徑，明顯呈現出“一元中心論”傾向。這里所謂的“中心”具有兩個層面的內涵。一方面，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毛澤東研究的焦點集中在毛澤東本人，“毛澤東研究”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研究”的代名詞。之所以產生這種“替代性”效應，一是由于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使得其主體性生命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成為國家、民族的替代性存在，并且能夠直接造成個體形塑整體、個體影響整體發(fā)展的特殊效應；二是由于毛澤東個人的超凡魅力，他的性格、命運及其經歷等個體性因素，對普羅大眾乃至專業(yè)研究者都具有強大的“磁場”效應。而關于毛澤東本人微觀層面的感性因素，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理解宏觀層面中國社會及其發(fā)展的重要入口。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作為領袖的毛澤東》一書作者白魯恂教授明確指出，毛澤東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當時中國政治社會走向具有決定性影響。另一方面，這種“一元中心論”還表現在毛澤東研究中的“政治中心論”。從最初史華慈提出的“毛主義”概念，到沃馬克對客觀政治與歷史環(huán)境的闡釋，再到韓博天、裴宜理等人闡釋的毛澤東“無形之手”對當代中國“適應性治理”奠定的政治基礎等都有所體現。
然而，無論是以“毛澤東研究”替代“中國研究”的敘事方式，還是“濃描”毛澤東政治肖像的“政治中心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特定意識形態(tài)偏好基礎上生成的固定化路徑。因此，伴隨單純意識形態(tài)偏好支配的傳統研究路徑的衰弱以及以客觀歷史性為導向的學術化研究趨向的增強，當代西方毛澤東研究也自然地從“一元中心論”發(fā)生了偏轉，即由以毛澤東替代中國研究轉向毛澤東時代中國歷史、現實的研究，突破毛澤東單純“人物研究”轉向對“毛澤東問題”的探討；突破毛澤東研究的“政治中心論”，轉向對經濟、社會、生態(tài)等傳統“冷門”區(qū)域的積極擴散。
一方面，以毛澤東研究替代中國研究的傳統路數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弊端，即對于下層民間社會生活的真實進程缺乏必要的關注，將中國社會發(fā)展史僅僅濃縮到由領袖所影響的政治史。因此，將毛澤東置于當代中國史、社會史的坐標之中加以具體性、長久性解讀，成為當代西方毛澤東研究的一個新趨向。其中，從黨史研究向社會史研究的拓展，構成了西方毛澤東研究的顯著特征。這從當前西方出版的大量關于毛澤東的新著之中便可以看出——許多著作的題目已不再是單獨的毛澤東，而是毛澤東的時代，并且主要探討毛澤東時代下中國社會、民眾的歷史。此外，因為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便利條件，西方學者能夠大量地掌握毛澤東時代中國基層社會的檔案，這使得更加精細化的研究成為趨勢。諸如，Jeremy Brown以城鄉(xiāng)關系為研究對象，闡釋了毛澤東時代政治、政策對城鄉(xiāng)關系的影響，揭示了毛澤東時代不同政治時期對于這一問題的不同影響；Ralph A. Thaxton等人從對毛澤東時代中國一個村莊的研究入手，展現了“大躍進”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及其后續(xù)開展的“反右運動”在中國最基層的真實情況。社會史視角切入的研究，深刻細致描繪了毛澤東時代政治政策對民間社會生活的形塑，通過對微觀歷史的研究深化了對宏觀歷史的理解（也包括對毛澤東的整體性理解），在對“小人物”生活的聚焦之中書寫“大歷史”。
另一方面，以往西方毛澤東研究存在的“政治中心論”傾向，過分強調對毛澤東政治肖像的描繪，削弱了毛澤東思想肖像的豐滿性與整體性。隨著毛澤東研究學術化步伐的不斷深入推進，突破傳統毛澤東研究“政治中心論”的限制，以更加寬闊的視域轉向對經濟、社會、生態(tài)等“邊角”主題的發(fā)掘成為趨勢。如倫敦大學克里斯·布拉莫爾（Chris Bramall）教授從肯定性意義上對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遺產作了集中闡釋。他認為，毛澤東時代動員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農業(yè)工業(yè)化、機械化的發(fā)展路徑并非是羅曼蒂克式幻想，而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模式。它不僅推動了1970年代農村經濟的發(fā)展，而且為1980年代的爆炸式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另外，Chunjuan Nancy Wei等學者首次觸及毛澤東時代科學技術及其當代遺產這一“冷門”領域。他們認為，毛澤東時代致力于平等主義的“大眾科學”，實現了科學從“象牙塔”之中的解放，為后毛澤東時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但同時也造成了諸如科學人才“斷層”等危機。這是西方毛澤東研究學者的研究視角。此外，還有學者開啟了從生態(tài)視角解讀毛澤東的新路徑。如美國環(huán)境政治學教授Judith Shapiro認為，毛澤東時代“向自然開戰(zhàn)”的號召打破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而諸如“反右運動”（批判馬寅初和黃萬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三線備戰(zhàn)”等政治活動直接造成了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這些研究進一步豐富了毛澤東思想肖像的豐滿程度。
當代西方毛澤東研究的最新進展及其理論成果，無疑為深化國內毛澤東研究發(fā)揮了強大的鞭策與激勵作用。但是，每個國內毛澤東研究理論工作者都不可能允許“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國外”的理論尷尬（甚至可以說是理論悲劇）發(fā)生在毛澤東研究領域。因此，譯介西方毛澤東研究最新理論成果、把握西方毛澤東研究最新趨向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基于批判性吸收基礎上實現最終的學術超越。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0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