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澤東眼里的老干部
晚年毛澤東眼里的老干部
——讀《毛澤東年譜(1949—1976)》札記
陳晉
一,九大前后
“文革”起來后,一大批老干部因跟不上“形勢”靠邊站,或被視為“走資派”猛然間受到批判和批斗。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是知曉的,甚至認為是難免和必要的,但絕無全部打倒的意思。開始的時候,他讓老干部在沖擊面前守住底線,親自為中央局和省市委領導干部出主意:“反黨反社會主義決不能承認,承認了還能工作嗎?”“萬萬不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本褪菍⑸倨婧袜囆∑剑膊毁澇砂汛笞謭筚N到街上去,還說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殺”,要“準許革命”。(《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第6 頁。)
到1967 年初,出現(xiàn)了打倒一切、全面奪權的錯誤思潮,老干部挨整的情況引起毛澤東的警覺,他開始思考如何評價、保護和使用老干部的問題。
從目前的材料來看,毛澤東最早是在1967年2 月6 日指責中央“文革”小組犯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的錯誤。2 月10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又放出相應信號,提出要請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這個提議的用意不難揣測:在動亂局面中,中央領導層不能缺少一批有政治經(jīng)驗能辦實事的老同志。1967 年5 月一次會見外賓時,毛澤東說得更明確:“對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領導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氣壯地保,要從錯誤中把他們解放出來!保ā睹珴蓶|年譜(1949—1976)》第6 卷,第89 頁。)9月17 日在江西又講:“干部垮得這么多,究竟是個好事還是壞事?現(xiàn)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懷疑一切!保ā睹珴蓶|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04 頁。)
為解脫老干部,毛澤東當時經(jīng)常說的理由有兩條:一是老干部遇到新問題是正常的,經(jīng)過群眾運動,改掉一些毛病有利于重新工作;二是把老干部都打倒了誰來做事情,靠那些青年學生和造反派行嗎?他采用的解脫辦法,一是反對批斗老干部時污辱人格和搞逼供信;二是直接點了許多老干部的名字,表示要“保”他們;三是明確政策,“不要一提‘走資派’,
就認為都是壞人”。(《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223頁。)“不要老是檢討沒有個完”,“有所批評就夠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163頁。)
到1969年初籌備召開九大時,毛澤東設想,“文革”就要結束,應該把各種人攏在一起,使九大成為他期望的“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這時,對老干部斗也斗了,批也批了,接下來應該是用起來,到新的實踐中去改的問題了。于是,毛澤東有關老干部的談話在九大前夕越發(fā)頻繁起來。1969年 2月 19日,他特意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開會,當面對在座的幾位老同志到工廠做調查研究的活動表示肯定:“你們可能變成先進的。有的人得了彩就認為了不得。中央文革應該引起注意,你們從馬列主義的書上找不到有成績就擺功勞的話,只要有缺點,就要進行自我批評。 ”又說:你們幾位老總研究一下國際問題,由陳毅掛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正是出于恢復正常秩序的考慮,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忽然問到:“還有一件事,今年的計劃,五年計劃還有兩年,你們在搞嗎?”在座的李富春回答:“現(xiàn)在正在搞!保ā睹珴蓶|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230頁。)畢竟,抓革命是為了促生產,“文革”運動可以交給江青、張春橋這些人去搞,但經(jīng)濟、軍事、外交戰(zhàn)略這些大事、實事,是離不開老同志的。 3月 22日,他再次召集上述人開會,想法又進了一步,明確講:“你們幾位老同志為國家工作,不要只管一個部門,聶榮臻不能只管一個國防科委,葉劍英不能只搞一個軍事科學院,鉆進去就出不來。要管寬一些,軍事、政治、國內、國外,你們經(jīng)驗多一些。小蘿卜頭看不起你們,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保ā睹珴蓶|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237頁。)這些想法,最終都要落實到九大人事安排當中。事實上,就在 3月 22日那次會上,毛澤東就提出了讓“老同志參加到九大各代表團中去”的要求,并說,主席團 175人,除少數(shù)老同志沒有參加外,其他都參加了。毛澤東隨即還點了一批各地省級老干部的名,放出風聲:“過一段時間,群眾的氣消了,就可以解放他們!保ā睹珴蓶|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237、238頁。)4月 11日,在醞釀中央委員會選舉時,毛澤東說:我提議一些老同志要選進去,我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就有這個意思。他當時提到的老同志有朱德、陳云、鄧子恢、張鼎丞、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陳毅。(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241頁。)這些老同志后來都被選為中央委員,有的進入中央政治局,有的成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沖在“文革”運動前面的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個人,也進了政治局,這些人主要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發(fā)揮作用,在經(jīng)濟、國防、外交方面實際上插不上手。此外,鑒于當時發(fā)生珍寶島戰(zhàn)斗,中蘇關系緊張,立足于打仗的準備,進入中央政治局的軍隊干部過多,為后來的政局走向埋下隱患。稍后,毛澤東也注意到這種情況,說蘇聯(lián)罵我們是“軍事官僚專政”。
二,從十大到四屆人大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毛澤東的主導下,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此后,調整和穩(wěn)定中央領導層的結構,成為他一再考慮的要事。除繼續(xù)讓中央領導層的老干部發(fā)揮作用外,他設想從工農中間提拔一些,從相對年輕一點的領導干部中選一些。由此,從 1973年 8月的十大到 1975年 1月的四屆人大,在中央領導層逐步形成四撥人:以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以李德生、華國鋒、紀登奎、吳德為代表的“中生代”領導干部,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則為“文革”路線的代表,還有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這些工農代表。
這四撥人中,老一輩革命家最有經(jīng)驗、資格和威望,可主持大事;中生代也有經(jīng)驗,可操持實事;工農代表有象征意義,可學習辦事;至于“四人幫”,與“文革”運動相生相伴,是維系“文革”成果之必需。
這種安排,是“文革”運動的必然結果,也反映出毛澤東晚年用人上的基本思路:照顧了各個方面、各種傾向,有利于結構平衡,而且是老中青結合。但是,這個試圖把方方面面攏在一起以托長遠的結構,看起來合理,實則脆弱而充滿變數(shù),勢必出現(xiàn)毛澤東擔心的團結問題。因為以老一代革命家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和“四人幫”之間的矛盾,根本上很難調和。
果然,到 1974年,以老干部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和“四人幫”的斗爭公開化了,一會兒是鄧小平赴聯(lián)大的風波,一會兒是“風慶輪事件”。到這年底,圍繞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幫”更是動作不斷,還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從而使毛澤東不得不對這兩撥人的優(yōu)長作出比較,在使用上再次面臨選擇。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詳細披露了這年 12月 23日至 2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的談話內容,主要涉及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毛澤東和周恩來心里都清楚,兩人都老病纏身,來日不多,這或許是他們生前最后一次人事安排了。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你的身體不行了,我也不行了,葉帥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劉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難啊!保ā睹珴蓶|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562頁。)“難”在哪里呢?難在人事安排的緊迫性和復雜性,需要慎重;難在這次安排涉及兩人身后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需要把領導層人員的特點分析清楚,還要表明態(tài)度,有些話就需要說得透底直率一些。于是,毛澤東在談話中第一次提出“四人幫”這個概念,對他們表示強烈不滿,分別讓江青和王洪文作檢討,不讓江青組閣,只讓她研究國際問題,讓張春橋管黨務(而組織工作另由紀登奎負責),姚文元管宣傳出版。在老同志方面,毛澤東堅持朱德擬任委員長,副委員長中董必武、宋慶齡排在前面;盡管周恩來已經(jīng)病重,毛澤東毫不猶豫堅持:“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這個職務非周莫屬;他還講,“國務院的工作要能辦事的”,周恩來生病期間,“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去頂”;再次明確,鄧小平擔任黨的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562、563頁。)
此番安排,看起來是不棄鳴響不已的“瓦釜”,心底里卻更為期待和倚重音雄韻厚的黃鐘大呂。畢竟,黨和國家當時面臨的紛繁復雜的艱難局面,還是要靠“能辦事”且久經(jīng)考驗的老干部才撐得起來。
三,四屆人大之后
1974年下半年以后,毛澤東很關心三件事情。一是安定團結,二是把國民經(jīng)濟搞上去,三是學習理論防修反修。這種工作布局,也相應地反映在他對人事布局的考慮之中。
對第一件事安定團結,毛澤東通過反復批評“四人幫”搞宗派來解決,并說 1975年的“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583頁。)這個說法意味深長,可作不同理解,由此為后來的政局發(fā)展埋下了伏線。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看出張春橋、姚文元只批經(jīng)驗主義不批教條主義的缺陷,及時作了批評,同時支持鄧小平整飭地方上鬧派性的頭頭。
對第二件事把國民經(jīng)濟搞上去,則主要讓老同志和“中生代”去做。張春橋雖然擔任副總理,排名靠前,但分工管文化教育,與姚文元的工作重疊,而鄧小平主持著國務院工作,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又是常務副總理。至于軍隊方面,則由葉劍英、鄧小平主持,張春橋雖然兼著總政治部主任,王洪文也參加會議,但他們事實上插不上手。王洪文在上海就對人說:討論軍隊干部任免名單,“我和春橋同志都不熟悉這些人,對有些人的情況,根本不了解,講不出反對的理由,只好通過”。
至于第三件事學習理論防修反修,則讓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去做,吵吵鬧鬧地搞理論、造輿論,確也是他們的強項。
這時候,非常有政治經(jīng)驗的鄧小平則努力把上述三件事攏在一起,提出“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上是為了突出第一件和第二件事,同時也意在強調三件事是一個整體,抓理論宣傳不能同安定團結、經(jīng)濟整頓對立起來。實際上,鄧小平對理論宣傳這件事也看得很重,抓得很緊。和毛澤東一樣,他深諳理論秀才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主政西南時講過一些名言,諸如:“共產黨員不懂理論是可恥的”“拿筆桿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宣傳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糧草”“要改變一個人的腦筋就要做宣傳工作”。毛澤東重視鄧小平,不僅欣賞他的辦事才干,也清楚他在思想方法和理論水平上有突出優(yōu)勢,特別是對鄧小平 1960年代初期在前線指揮同蘇聯(lián)“打文仗”的水平印象深刻。
1975年大刀闊斧地主持整頓時,鄧小平確實也不是一般地重視理論秀才。 1975年 1月 6日,四屆人大還未召開,他就約胡喬木談話,說正在考慮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等理論秀才當國務院顧問的事,還要胡喬木“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他說:“現(xiàn)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結論,沒有論證,不能說服人?梢蕴岢鲆恍┭芯亢蛯懽鞯念}目,如:三個世界的劃分、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jīng)濟危機問題等,和毛主席不久前談到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這些都是國內外廣大群眾迫切需要系統(tǒng)解答的問題!保ā多囆∑侥曜V(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3頁。)6月份正式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時候,鄧小平又要求“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別是年輕一點的,培養(yǎng)作理論工作”。(《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57頁。)從實際效果來看,當時的國務院研究室成為牽制“四人幫”,宣傳和推動整頓工作的重要輿論陣地。
總的來說,晚年毛澤東對中央領導層的期望是多方面的。既要有搞馬列主義的理論水平,又要有治黨治國的經(jīng)驗能力,最好還要有指揮打仗的本領。反復比較,他對抓得起、穩(wěn)得住的老同志更為倚重。為此,關鍵時候他信任周恩來,兩人敞開心扉,一道敲定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他評價葉劍英是“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他說“李先念會管經(jīng)濟,是木匠出身,腰里別著斧子,不是劈就是砍”,意即對各種經(jīng)濟項目該批的批,該砍的砍;他格外看重政治經(jīng)歷、思想方法和處事風格與自己有許多相似之處的鄧小平,更是眾所周知。據(jù)《毛澤東年譜( 1949—1976)》記載,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毛澤東從 1967年 1月 17日到 1969年 4月 23日九大召開,對鄧小平有 20次評價,內容均是正面的。林彪事件后為了重新起用鄧小平,毛澤東說鄧小平的好話就更多了,其中三條評價為人熟知,也最能體現(xiàn)晚年毛澤東的用人之道: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會打仗反修。中央領導層的格局配備,是革命和建設的長期歷史形成的。老同志們的信仰、經(jīng)驗、才干和威望,包括他們和毛澤東的關系,經(jīng)過長期考驗。把他們擺在黨政軍的什么位置,對全局的穩(wěn)定會起到什么影響,對工作的展開能發(fā)揮什么作用,毛澤東都有所掂量,胸中大體有數(shù)。
四,最后的安排
當然,毛澤東當時對人事布局的考慮也有前提。這就是,可以糾正“文革”中的具體錯誤,但不能從根本上否定“文革”路線和這場運動。這是他晚年內心世界最大的矛盾,也是他的悲劇所在。 1967年老干部們針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做法爆發(fā)“二月抗爭”,他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組;在批判林彪集團時,是批其極“左”還是批其極右出現(xiàn)分歧時,他支持了江青等人,原因都在于這些事情都涉及“文革”路線是否能夠和應該推行下去這個根本問題。
1975年秋冬,毛澤東再次面臨選擇。當他覺得鄧小平主持的整頓,逐步觸及到是否維護“文革”路線這條底線時,想讓鄧小平主持作一個關于“文革”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決議,結果被拒絕,這就有了鄧小平的第三“落”。
鄧小平下去了,誰來接呢?毛澤東仍然沒有把權力交給“四人幫”,而是交給了“中生代”中務實穩(wěn)重的華國鋒,并由葉劍英、李先念和一批“中生代”干部在實際工作中予以輔助。這個最后安排,毛澤東很用了一番心思,而且很堅決。他深知,在“四人幫”中,張春橋雖然才干強一些,但得不到老干部和大部分“中生代”的支持,而且他又和江青綁在一起,
江青有野心,積怨甚多,以后會鬧事。 1976年 2月,毛澤東先是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四人幫”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代總理會見外國人不好登報,意即希望重新考慮一個正式總理。毛澤東說好辦,把“代”字去掉,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兩個小時后,又讓人打電話說,在副主席前加“第一”。
華國鋒后來曾說:
主席提議我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這次我沒有推辭,這次我沒有讓,再讓就給“四人幫”了,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四人幫”掌握這個權力。王洪文是黨中央副主席,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沒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爭形勢更加復雜、險惡。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擺在王洪文、張春橋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爭。
大家都認為毛主席這樣安排有利于我們,先念就特別高興,大家就紛紛發(fā)言表示同意、擁護!八娜藥汀彪m然不高興,但是他們也不好反對。會后有人告訴我,張春橋就沒有表態(tài)。當時,我都沒有注意。
這個最后安排,表明毛澤東對黨的領導體制和國家的穩(wěn)定大局,始終保持高度警覺和清醒認識,就是說,僅僅在維護“文革”路線上有優(yōu)勢和長處,是難以保持穩(wěn)定和擔負未來的。正因為黨政軍的大權、實權沒有旁落“四人幫”,這才有了毛澤東身后發(fā)生的根本性的重大變化。老一代革命家在關鍵時刻奏響黃鐘大呂,實現(xiàn)歷史轉折。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北京 100017〕
(責任編輯:杜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