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何時得知紅二十五軍在陜北
尹韻公
歷史的真相是由無數(shù)真實的細節(jié)邏輯地聯(lián)系和構建在一起的，因此，我們對真實的細節(jié)一定要精心考證，嚴謹思慮，科學判斷，決不能率性臆測，任意想象，主觀發(fā)揮，武斷地得出結論。就以毛澤東何時得知紅二十五軍在陜北一事為例，一些紀念和回憶文章的細節(jié)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
有著者在寫到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的長征歷史時，說毛澤東當時在哈達鋪中央紅軍干部會議上講過這樣一段話：
“同志們哪！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我們要感謝國民黨報紙，為我們提供了陜北紅軍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大塊的根據(jù)地，這對我們真是好消息啊！”
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在干部會議上是這樣說的：“首先要到陜北去，那里有劉志丹的紅軍。從現(xiàn)地到劉志丹創(chuàng)建的陜北革命根據(jù)地不過七八百里的路程。”這里，毛澤東根本沒有提到徐海東的紅軍隊伍在陜北！
根據(jù)紅軍長征史記載，中央紅軍先遣隊是1935年9月19日到達隴南重鎮(zhèn)哈達鋪的，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于次日到達后，從當?shù)卣业降倪^期報紙《山西日報》《大公報》等得知，陜北有大塊根據(jù)地，陜北紅軍的領導人叫劉志丹等。那么，毛澤東等人看到的報紙究竟是什么時間的報紙呢？從張聞天在哈達鋪寫的一篇“讀報筆記”中，可以知悉，他們看到的是1935年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和8月1日的《大公報》。也就是說，他們看到的報紙都是50天以前的報紙，他們從報上獲知的消息都是50天以前的消息。從時間來說，這些消息都是“舊聞”；而對剛從草地走出來的中央紅軍來說，卻是天大的“新聞”。通過閱讀以上日期的《大公報》，毛澤東等人知道了陜北23個縣全部“赤化”，知道了劉志丹率領的紅軍有2萬人，槍支不過萬余，還知道了徐海東所率紅軍正在陜南一帶活動。由此可見，毛澤東等人在哈達鋪時了解到陜北根據(jù)地和劉志丹紅軍的情況，但并不了解徐海東的準確動向，故稱毛澤東說“陜北還有徐海東紅軍”的說法，純屬主觀想象。
我還在一本刊物上看到有這樣一段敘述：在哈達鋪，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看到，“1935年9月13日的《大公報》頭版頭條大標題刊登陜北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與陜北劉志丹紅軍欲會合的消息。毛澤東看罷十分興奮，遂和周恩來、朱德商議，改變前進路線，把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陜北。”這段文字也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
其一，至今沒有證據(jù)證明毛澤東等人看到了這一天的《大公報》。假如真的看到了，上述張聞天的“讀報筆記”大抵不會遺漏，張聞天未提，說明他們看到的可能性極小。
其二，依當時的郵政狀況，毛澤東等人不大可能看到這一天的《大公報》。前面已述，毛澤東等人是1935年9月20日到達哈達鋪的，他們能夠看到7天以前的《大公報》嗎？當時的《大公報》在天津出版，至少要首先運到蘭州，然后再傳送到隴南的哈達鋪，這期間要花多長時間呢？當時沒有高鐵，質(zhì)量糟糕的西安至蘭州公路剛剛通車，航空更不發(fā)達，更何況當時哈達鋪到蘭州之間根本沒有公路，完全靠步行。著名記者范長江采訪西北角時，剛巧也走過這段路，依他的記述：他是1935年8月11日從哈達鋪起步的，9月2日到達蘭州，其間休整了5天，實際步行18天。由此可見，中央紅軍當時根本沒有條件、也不可能看到7天以前的即1935年9月13日的《大公報》。除非《大公報》花巨資用專機空投，試問這可能嗎？即便依靠專人專送，也差不多需要耗時一個月。
還要指出的是，查紅軍長征史記載：徐海東紅軍與劉志丹紅軍是1935年9月18日在陜北延川永坪鎮(zhèn)勝利會師的。也是在這一天，中央紅軍突破臘子口天險，向哈達鋪推進。這個期間毛澤東等人獲得的徐海東紅軍信息，都是過時的或遲到的，他們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陜北紅軍與徐海東紅軍兩軍已經(jīng)勝利會師的情況。
有人還提出來說，《山西日報》怎么會出現(xiàn)在哈達鋪這么偏遠的一個地方，對此《聶榮臻回憶錄》提到過：當年林彪、聶榮臻率中央紅軍先遣隊到哈達鋪時，首先是從《山西日報》看到陜北根據(jù)地和劉志丹紅軍的消息的，并速派通信員將這張《山西日報》送給了在后面相差一天路程的毛澤東等人。
杜甫曾倡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許多在書本上看起來難以相信的事情，一到現(xiàn)實中就不難理解了。哈達鋪為何會有《山西日報》這樣的地方報紙呢？實地考察便會得知：哈達鋪這一帶出產(chǎn)名貴藥材“當歸”，著名的“岷當”即岷縣當歸是歷朝進貢皇帝的藥材。山西商人走天下，自然不會放過“當歸”，他們在此經(jīng)商，當然需要知道山西消息，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偏僻的哈達鋪居然還有稀罕的郵政代辦所，也是因為這里有數(shù)十家山西商人的緣故。毛澤東當年歇腳哈達鋪的“義和昌”商鋪，也是山西商人的中藥材鋪。
對細節(jié)的負責，也是對學術負責，更是對歷史負責。否則，會引起七嘴八舌，雜說紛擾，誤導人們認識，給后人展示的是一幅混沌的場景，而不是清晰而明快的圖像。
(作者尹韻公，中國社科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編輯：楊琳)
（來源：《百年潮》201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