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奉命寫文章
我一直保留著1983年3月4日定版、7月1日發(fā)行的《鄧小平文選》。在這本文選即將發(fā)行時，胡耀邦已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三年了，他們這一代領導人極其重視這件事。當時，一些人反對改革開放，常常割裂地引用《毛澤東選集》5卷里面的一些話做根據(jù)。出版《鄧小平文選》，是為全黨全國的改革開放新任務舉旗幟、定方向，是特等大事。
當時，鄧小平的很多言論還來不及全部整理，但不能再等下去了，就把對撥亂反正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先收集起來。其中包括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鄧小平“8 · 18”講話極為重要，我曾為此寫過一篇“奉命文章”，今天回憶起來，有很多感想。
在《人民日報》寫闡釋文章
《鄧小平文選》剛出來時，沒有第一卷之說，因為并不清楚未來還會有多卷。上面要把鄧選中的幾個主題，選幾個方向和可能的理論突破點，布置專人闡釋。我記得當時擬定了13個主題。前幾個主題很容易找人，但鄧小平“8 · 18”講話是13個主題中最敏感的一個。找了幾位理論界重量級的名人，都說這個主題非常重要，但很難寫。因為當時有些人不同意這么提，放了狠話，說“反封建就是反老干部，就是反黨”，說“誰反封建就送到新疆青海去勞教改造”，等等。這些重量級的理論家都知道內(nèi)幕，就不愿意出頭了。
何匡是《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負責人，他也參與組稿。最后，是讓中國社會科學院找人來寫。于光遠就說，反封建主義是個新話題，能否破個例，找個年輕人？于是，我被推薦為執(zhí)筆人。
我馬上寫成了《切實改革，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發(fā)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的頭條。1983年10月的《新華文摘》上，那篇文章放在目錄的第一篇。
“8 · 18”講話的大背景
十一屆五中全會后，8月18日到23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鄧小平做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起點，解決的是思想問題，從階級斗爭轉移到四個現(xiàn)代化上來。從組織上解決問題主要是五中全會，在領導體制上做了重要調(diào)整和改革。有一些很難做，但幾項改革做成了。
1980年，鄧小平提出恢復書記處，作為中共最高層的日常辦事機構。鄧小平是個大政治家，通過設立書記處，來落實改革開放的主要舉措。書記處其實是歷史上曾有的機構，毛澤東曾用同樣的辦法對付不執(zhí)行他路線的政治局成員，那是1950年代，他讓鄧小平主持書記處。
五中全會搭建起改革開放初期黨和國家領導班子。這個事情太重大，要跟全黨有所解釋。這是“8 · 18”講話的大背景之一。鄧小平講話以后，到1980年9月11日，中發(fā)66號文件把鄧小平的講話修改后在一定范圍內(nèi)公開了。但這時鄧的講話還不是正式文件，要求黨政軍在一定層次上組織討論，提出修改和建議，在10月15日前上報中央，然后根據(jù)這些修改和建議，把鄧的講話作為依據(jù)，制定正式的法令和條例來落實領導體制的改革。
“8 · 18”講話的現(xiàn)實針對性
這個講話最重要的有三點。
第一點，在更高層次上反省和總結歷史教訓。鄧小平在講話中強調(diào)，我們面臨的干擾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險更大，封建主義的比資本主義的危險更大。西方研究社會主義體制的學者很多人都認為，這是鄧小平講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鄧小平講話提出的基本總結是：在這之前發(fā)生的一切嚴重錯誤，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義的余毒”。這是原話，這個估價了不得，比用“左”和“右”這個通常的意識形態(tài)說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遠矚。鄧小平講的封建主義，并不是現(xiàn)在學術界講的分封建國，而是講政治權力與領導體制層面的事，講一言堂與一把手專制多年里成風氣，講沒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會導致一系列嚴重后果。這就把當時理論界與街頭爭論最多的焦點，做了一個定位，從我們長期以來缺乏民主傳統(tǒng)，深挖根源，追蹤到了封建專制主義。從這一點來講，鄧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絕大多數(shù)同事。
第二點，對這些封建專制主義遺毒，一是要在思想觀念上批評，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從制度上解決。如果沒有制度的改革，這些問題無法根除。這個視野高度在當時也是很突出的。鄧小平講了特別有名的一段話，我當時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說：“這是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來我黨領導人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最明確、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論述�！卑l(fā)表這篇文章不久后我就去美國留學了，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那些研究與中國有關的比較政治或廣義社會科學的名學者都說，這個講話是鄧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觀念的陳述，是中國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點，從上面引述的那段話可以看到，鄧小平強調(diào)，1949年以后出現(xiàn)的許多嚴重問題不能僅僅歸于一兩個人，也不能僅僅歸于中共一個政黨。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蘇聯(lián)等其他幾個國家也出現(xiàn)過類似的問題。這就把問題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從歷史的、制度的雙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后期中國走到崩潰邊緣的深層原因。
溫故是為了知新
把問題看得這么深刻，才能對怎么清除封建專制主義余毒提出正確思路。所以，鄧小平說只有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jīng)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國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持續(xù)下去。他告誡全黨全國尤其是比他年輕的同事們：“這個任務，我們這一代人也許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們有責任為它的完成奠定鞏固的基礎，確立正確的方向�！�
從他那代人開始，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數(shù)代人了，我們依然面臨著清除封建專制主義的基本任務。鄧小平對這一點異常清醒。過去這些年里，國內(nèi)一旦發(fā)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馬上就有人將其歸結為資產(chǎn)主義的影響。官商勾結是資本主義的影響，“包二奶”是資本主義的影響，“干爹”也是資本主義的影響。
對這類嚴重問題，怎么判斷、怎么挖根源，鄧小平的講話給出了一個到現(xiàn)在為止也沒有過時，到未來很多年內(nèi)也不會過時的指標性原則。
（2014年8月15日《南方周末》丁學良口述，戴志勇整理）
（來源：《學習時報》2014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