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廣東改革開放事業(yè)的主要開創(chuàng)者

習仲勛：廣東改革開放事業(yè)的主要開創(chuàng)者

陳弘君

1978年4月，習仲勛沉冤昭雪、重新復出后，被中央派到廣東工作，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實際主持廣東的工作。同年12月，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他為廣東爭取改革開放先行一步，充分發(fā)揮人文地緣優(yōu)勢，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試辦特區(qū)，為改變廣東的落后面貌、發(fā)揮排頭兵作用，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提供經驗，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力爭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

1978年四五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選派三個代表團（組），分別到國外和港澳考察經濟。當港澳考察組回到廣州時，向習仲勛等廣東黨政領導人介紹考察情況并提出一些建議。廣東領導人受到很大的震動和啟發(fā)，著手收集對外開放可供借鑒的經驗。黨中央、國務院聽取了三個代表團（組）匯報后，確立打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的國策，并決定發(fā)揮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優(yōu)勢，要求廣東切實搞好寶安、珠海兩個邊防縣的建設，從港澳引進技術、設備、資金、原料，搞加工裝配業(yè)務，擴大外貿出口。

習仲勛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專門聽取省革委會副主任王全國出訪西歐五國的情況匯報，并決定召開廣東省、廣州市處以上干部大會進行傳達；隨后，又主持常委會議學習貫徹中央上述指示和部署，提出貫徹落實的措施。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習仲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解放思想，要求中央下放權力，授權廣東發(fā)揮自身的優(yōu)勢。他為爭取廣東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中先行一步、改變落后面貌，大膽地疾呼。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勛指出：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可以成為廣東的一個有利因素；但是如果不解放思想，可能寸步難行。他提出加強同港澳、華僑的各種經濟合作，建議中央授權廣東處理一些與港澳合作的事宜，以及提出適應華僑建設祖國的需要的措施。

習仲勛指出：“情況確實是令人焦急的。在祖國的南大門，群眾卻吃不飽肚子，怎能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怎么能安定團結呢？”“粉碎‘四人幫’以后，黨內黨外的議論中，集中地、尖銳地提出：廣東自然條件得天獨厚，局勢又比較穩(wěn)定，為什么農業(yè)和各項工作長期上不去？” ①他分析原因，指出：“關于領導班子，我認為，廣東的各級領導班子，總的說是好的，但從精神狀態(tài)來看，存在的問題還不少。在一部分干部中，思想有點僵化，有一種‘老大思想’，缺乏朝氣，缺乏雷厲風行的作風。這些同志，思想上的束縛還很厲害，框框很多，左顧右盼，因循守舊，墨守成規(guī)，‘等因奉此’，照抄照轉。有的

同志自己思想不解放，還處處卡別人，使得一些本來可以并且應當早日辦成的事，也一拖再拖，落實不了。”②“如果不學習，不解放思想， 我們今后前進的步子就不可能大，甚至可能寸步難行�！� ③

習仲勛接著說：廣東這個地方，自然條件得天獨厚，商品經濟歷來比較發(fā)達，這里又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只要政策對頭，多做工作，港澳、華僑可以成為廣東的一個有利因素。他提出：“可否這樣設想：在保證糧食自給的前提下，讓廣東放手發(fā)展經濟作物、畜牧業(yè)和漁業(yè)，加強同港澳、華僑的各種經濟合作。如果中央同意這個設想，我們決心動員全省人民做出成績，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雹芩�說：廣東“根據(jù)中央的指示，從港澳引進技術、設備、資金、原料，搞加工裝配業(yè)務的工作，現(xiàn)正初步展開。到九月底止，簽訂協(xié)議合同近一百種產品，金額3350美元。積極開展這項工作，不僅有利于開辟勞動力的出路，而且對提高技術，促進外貿，發(fā)展工業(yè)，也大有好處。但是現(xiàn)在思想很不解放，條條框框太多，機構運轉不靈，辦事效率太低，這種狀況必須迅速改變，否則就做不好生意，甚至可能造成經濟損失。省委已經決定設立一個專門機構，全權處理有關業(yè)務。建議中央考慮：鑒于廣東與港澳來往密切，希望能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一個辦事處，加強調查研究，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lián)系；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yè)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以便減少不必要的層次和手續(xù)�！�。⑤

習仲勛還指出：調動華僑建設僑鄉(xiāng)的積極性，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今年以來，除華僑商人要求搞加工裝配業(yè)以外，有些人還提出在廣州等地建高級賓館，協(xié)助開展旅游和華僑回國觀光業(yè)務；有些人要捐款建學校、辦福利事業(yè)，等等。他說，為了適應華僑建設祖國的需要，我們研究應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恢復華僑投資公司；二是請國家優(yōu)先安排，幫助廣州的建筑行業(yè)盡快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三是對一些重點僑鄉(xiāng)縣，要幫助他們分別作出建設規(guī)劃，以便利用華僑資金，有計劃、有領導地開展工作。

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的戰(zhàn)略決策，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之后，習仲勛回到廣州即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他指出：“我省毗鄰港澳，對于搞四個現(xiàn)代化來說，這是很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搞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中央領導同志對此已有明確指示，我們要堅決搞，大膽搞，放手搞，以此來加快我省工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 ⑥

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和省委班子形成了比較一致的意見，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據(jù)廣東的特點和發(fā)揮優(yōu)勢，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讓廣東先走一步。習仲勛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指出：“注意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個原則是正確的，但當前的主要傾向是什么，應明確。從實際工作來看，我認為現(xiàn)在仍然是權力過于集中，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經濟管理體制問題，就是集權和分權的問題，要處理好這個關系�，F(xiàn)在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 ⑦他又說：“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作為一個省，是個大麻雀，等于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xiàn)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tǒng)得過死，不利于國民經濟的發(fā)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⑧他還引用廣東僑務部門同志的話說：“不要殺雞取蛋，要喂點飼料讓雞多生蛋”，只要放活一點，廣東可以給國家貢獻更多外匯。這些都牽涉到體制問題，要很好解決。

在會議期間，習仲勛也向鄧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較多的自主權，并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屬于重要僑鄉(xiāng)的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鄧小平認為這是一種新思路，是實行開放政策、促進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口。他還將劃出來的地方，定名為特區(qū)，要求廣東“殺出一條血路來”。

黨中央十分重視習仲勛和廣東省委的意見， 決定派主管外經貿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工作組到廣東、福建，和兩省黨政領導干部以及專家共同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并共同起草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文件。

習仲勛回到廣東后，一方面先后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干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對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進行動員，另一方面抓緊準備意見，向谷牧和中央工作組匯報。他在三級干部會議上強調要繼續(xù)解放思想，指出：“當前貫徹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主要障礙，還是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僵化、半僵化問題，我們不要把這個問題估計小了，要繼續(xù)加以解決”；“三中全會決定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轉變，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在新長征的道路上，每前進一步，都會碰到新情況、新問題，都會有新的斗爭，不解放思想，就會寸步難行。比如，黨中央批準廣東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放手讓我們充分利用廣東的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交流，發(fā)展對外貿易，加快經濟建設的步伐，這是我們過去根本沒有做過的、不熟悉的新問題。如果我們不解放思

想，積極通過實踐去探索客觀規(guī)律，而是因循守舊，抱殘守缺，怎么能夠做到像小平同志所說的‘殺出一條血路來’呢？顯然是不可能的。”⑨ 同年6月6日，在谷牧率領的中央工作組的指導和幫助下，廣東省委向黨中央和國務院上報了《關于發(fā)揮廣東優(yōu)勢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fā)展的報告》。7月15日，黨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廣東省委認真貫徹中央這一文件，習仲勛在地委書記會議上指出：“形勢逼人，我們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對外經濟活動搞活和辦好特區(qū)等方面闖出一條路子來，作為全國的參考�！�

（二）帶領廣東人民闖出改革開放的路子

1、創(chuàng)辦經濟特區(qū)。

新中國成立以來，廣東曾多次發(fā)生群眾偷渡外逃香港、澳門事件。初到廣東工作的習仲勛就開始關注逃港問題。他第一次外出到地、市、縣考察，就選擇到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經過深入的調查，他發(fā)現(xiàn)了群眾外逃的真正原因，以及反“偷渡外逃”工作中誤區(qū)，萌發(fā)了通過實行改革，改變落后面貌，從根本上解決“偷渡外逃” 這一老大難問題的新思路。

他離開寶安時指出：“解放30年了，香港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很荒涼，一定要下決心改變這個局面，要努力縮小差距”；“農民負擔很重，群眾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問題，只要政策對頭，經濟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問題就解決了�！雹馑�還說：“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舊

的框框多，特別是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許多本來是正確的東西也不讓搞，不敢搞，比如過境耕作問題，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采砂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問題，吸收外資搞加工業(yè)問題，恢復邊境小額貿易問題�！� “外貿基地規(guī)劃好了就要干，要講求實效”；“搞外貿基地建設，主要看香港市場需要什么，什么價高，賺錢多，你們就生產什么”；“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農民能增加收入，國家法律沒有規(guī)定不能搞的，就大膽地干，資本主義有些好的辦法我們也要學習�！�

接著，他派省計委副主任張勛甫率領工作組到寶安、珠海調研，并寫出報告。在工作組調研基礎上，省革委會于同年10月向國務院上報了《關于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guī)劃設想》的報告。習仲勛和省委決定將寶安、珠海改為省轄市，籌組兩市領導班子，選派張勛甫、吳健民分別擔任兩市的主要負責人。習仲勛親自分別找他倆談話，提出要求和希望。

1979年2月，國務院批復原則上同意上述報告，要求把寶安、珠海建成相當水平的工農業(yè)結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成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覽區(qū)，建成新型的邊防城市；隨后，又批復同意兩地改設為深圳市和珠海市。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習仲勛主持省委常委集體討論形成共識，并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由習仲勛向黨中央和鄧小平提出在深圳、珠海、汕頭創(chuàng)辦“貿易合作區(qū)”，得到大力支持。鄧小平還將它定名為“特區(qū)”。同年5月，習仲勛等人向谷牧和他率領的中央工作組匯報時，提出試辦出口特區(qū)，進行單獨管理，利用外商資金、技術和設備，發(fā)展我國出口產品。同年6月6日，省委向黨中央、國務院呈送的《關于發(fā)揮廣東優(yōu)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fā)展的報告》中，專門列出“試辦出口特區(qū)”一節(jié)，提出了特區(qū)的管理原則等意見。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時，指出：“關于出口特區(qū)，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后，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

中央文件下發(fā)后，習仲勛和省委認真貫徹。省委決定成立由省委書記劉田夫、王全國和吳南生組成的三人小組和省經濟工作辦公會議，負責落實上述中央文件精神，此后又成立廣東省經濟特區(qū)管委會，任命省委書記吳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

廣東的特區(qū)建設正式起步后，習仲勛高度重視，經常聽取匯報，給以指導。

2、促進農業(yè)生產管理體制改革。

習仲勛到廣東之后，多次強調要把被林彪、“四人幫”破壞了的農村經濟政策糾正過來，充分調動農村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

1978年下半年，廣東一些地方開始恢復曾經一度實行的“包產到組”的辦法，繼而實行“三定一獎”（即定工、定產、定成本、超產獎勵）等生產責任制。習仲勛和省委對此表示支持和推廣。

據(jù)時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秘書長的楊應彬回憶，有一天晚上，習仲勛到從化后回來，找了分管農業(yè)的副省長薛光軍和楊應彬去，談他在從化

看了兩個大隊正在試驗“產量承包責任制”，效果很好，問薛、楊：我們是否可以推廣。他倆就把“文革”前清遠洲心類似的做法受到批判的歷史遭遇說了一遍。習仲勛聽后說：“只要能增產就是好辦法，怕什么？這兩個大隊我已經批準他們繼續(xù)試驗，錯了我負責�！� 表明了習仲勛對農村改革的堅定態(tài)度。

同年底，省委提出實行“五定一獎”的生產責任制，廣泛征求地、市、縣的意見。

習仲勛充分肯定和支持這些生產責任制。1979年1月，他在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強調：“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不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要在加強定額管理的基礎上，全面建立生產責任制。計酬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可以按定額記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可以在生產隊統(tǒng)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yè)組，聯(lián)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有些生產隊實行‘五定一獎’生產責任制的結果證明，這個辦法對促進生產有積極的作用，應當認真試點并由點到面推行�！�

1979年2月4日，中共廣東省委批轉了省委農村工作部《關于建立“五定一獎”生產責任制問題的意見》，指出：“實踐證明，聯(lián)系產量的生產責任制，是當前農村實行的生產責任制中比較好的一種形式，因為它把社員的勞動同產量聯(lián)系起來，在定額管理的基礎上，解決了只顧數(shù)量爭工分，不顧工作質量這個矛盾，更好地貫徹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

省委的意見，源自農村干部群眾的創(chuàng)造，在實踐中帶來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響應。1979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調動農民積極性的一項有力措施——關于廣東農村實行“五定一獎”生產責任制的調查》，對廣東的做法給予充分的肯定，認為“五定一獎”責任制走在全國的前列，是中國農業(yè)體制改革的最初實驗。

在此前后，廣東一些農村還自發(fā)地實行包干到戶、包產到戶。省委對此的看法，經歷了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1980 年8月8日，習仲勛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指出：“一些生產隊一時找不到克服困難的其他辦法，搞了包產到戶，我們應當允許，不要因此去指責基層干部和黨員，不要硬扭�！蓖�年10月，省委發(fā)出通知，允許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同時存在，逐步完善。從此，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得到公開推行。

3、推動企業(yè)改革經營管理體制，擴大企業(yè)自主權。

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勛就專門談到經濟管理體制，提出要按照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果斷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適應的改變，在中央的統(tǒng)一計劃下，充分發(fā)揮各級、各部門、各企業(yè)的積極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嚴格按經濟規(guī)律的要求辦事。現(xiàn)在搞的統(tǒng)收統(tǒng)支和靠“長官意志”、單純用行政辦法這一套，既不利于提高經濟效益，也不利于發(fā)揮各級的積極性。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習仲勛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應對權力過于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下決心進行改革，我們對企業(yè)的管理，要嚴格按經濟規(guī)律辦事，要擴大企業(yè)權力，運用經濟手段促進企業(yè)改善經營管理，要貫徹按勞分配，要有獎懲制度。他正式提出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問題，指出：“要改變目前權力過于集中和單純用行政辦法管理經濟的狀況。上下級之間，計委、經委等綜合部門和各專業(yè)部門之間，要適當分權，行政機關要尊重企業(yè)經營管理上的自主權，同一個地方管理結構重疊和機構設置不合理的，看準了的要馬上改。還未看準的，今年各有關部門都要進行試點，以便摸索經驗�！�

為了扭轉企業(yè)連年虧損的被動局面，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清遠縣從1978年7月起，在國營工業(yè)企業(yè)中實行獎金制度，從10月開始試行超計劃利潤提成獎，擴大企業(yè)自主權，使獎金與經濟效益掛鉤，收到明顯效果。從11月開始，全縣國營工業(yè)企業(yè)都實行超計劃利潤提成獎，效果顯著。次年4月，清遠改革工業(yè)管理體制，撤銷局一級工業(yè)機構，由縣經委統(tǒng)一對縣財政實行上繳利潤承包，企業(yè)則對經委承包，開創(chuàng)國營企業(yè)承包之先河。習仲勛獲悉后，對清遠的做法表示支持，認為這對國家、集體、個人都有利。但由于當時極左指導思想還沒有肅清，清遠的做法引起了爭議。

1979年7月，國務院發(fā)出《關于按照五個改革管理體制文件組織試點的通知》，要求在少數(shù)國營工業(yè)、交通企業(yè)實行擴大企業(yè)自主權試點。習仲勛和省委、省革委會積極貫徹，頒發(fā)一系列文件，賦予企業(yè)較多的自主權。同年8月，省委、省革委會召開全省工業(yè)交通增產節(jié)約工作會議。與會者對清遠改革做法產生了激烈爭論。習仲勛作了重要講話，對清遠經驗表示充分的肯定，指出：清遠等地的試點經驗，說明了要把企業(yè)搞活，必須擴大企業(yè)的自主權，必須落實按勞分配政策，必須改善企業(yè)的經營管理，把企業(yè)經營好壞同職工的切身利益，把國家、企業(yè)和個人利益密切聯(lián)系起來，大大調動企業(yè)和職工的積極性，達到增產增收，扭虧為盈。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之后，統(tǒng)一了認識，肯定了清遠經驗，并決定在全省工業(yè)交通企業(yè)中，選擇100家企業(yè)作為第一批進行擴大企業(yè)自主權的試點，選擇300家企業(yè)試行利潤留成，并要求各地在縣屬工業(yè)企業(yè)中，推廣清遠超計劃利潤提成獎的辦法。

會后，習仲勛帶領有關部門負責人到清遠， 調查清遠經驗。接著，他又在地委書記會議上， 以清遠為例，強調解放思想，敢于創(chuàng)新，敢于改革。在習仲勛的帶領下，清遠經驗和擴大企業(yè)自主權試點在廣東不斷推廣。1980年8月1日，《人民日報》詳細報道了清遠率先試行企業(yè)承包制的經驗，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1982年11月26 日，國務院總理在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高度評價了廣東省清遠縣的改革經驗。

4、推動價格和商品流通管理體制率先改革。

新中國成立之后，長期照搬蘇聯(lián)計劃經濟的模式，對各種產品實行統(tǒng)購派購，造成市場供應十分緊張。習仲勛到廣東不久，一位廣州市民把兌不了的魚票（五毛錢）寄到他那里。習仲勛也通過市場調查，深切感受到由于實行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造成市場商品奇缺，于是意識到必須改革價格管理體制，并決定從副食品、蔬菜開始放開價格。習仲勛和省委還決定以價格改革和搞活流通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從1978年秋開始，廣東通過放寬計劃外產品的價格管理，逐步縮小統(tǒng)派購范圍，擴大實行浮動價的范圍和幅度，實行計劃價、浮動價、自由價、質量差價、地方差價、季節(jié)差價相結合的價格政策。同時擴大流通渠道。

1979年12月17日，在廣東省第五屆人大第二次會議上，習仲勛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速發(fā)展農村社隊企業(yè)，逐步實行農工商綜合經營”，“對農工商綜合經營，要積極試點，總結經驗。要堅決貫徹國務院關于發(fā)展社隊企業(yè)的有關規(guī)定，逐步把一些適合社隊經營的工業(yè)，特別是農副產品加工、農機具修理工業(yè)交給社隊辦。允許社隊在完成國家農副產品統(tǒng)購派購和計劃收購任務后，自行加工銷售和舉辦飲食等服務行業(yè)�！�

1980年8月8日，習仲勛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進一步指出：“流通領域活得還不夠，改革還只是開始。在經營項目和范圍上，生產資料的計劃分配和生活資料的統(tǒng)購包銷還過多、過死。省準備把農副產品統(tǒng)購、派購的項目和范圍縮小，放寬三類商品的范圍，增加議購議銷的商品，一、二類商品在完成國家任務后，允許自行處理。在保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yōu)勢的情況下，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多種經營方式存在。要允許競爭，保護競爭。集體商業(yè)、服務行業(yè)還可以有計劃地擴大；個體商業(yè)、服務業(yè)，包括夫妻店，還可以有計劃地多搞一些。要允許農村社隊有領導地進城設點推銷自己生產的產品�！敝v話后一個多月，省政府引發(fā)了全省財貿工作會議討論制定的《關于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促進商品生產，搞活市場的十二條措施》，邁開了全省流通體制改革的較大的步伐。

5、開啟廣東對外開放的大門。

習仲勛和廣東省委沖破各種阻力，進行對外貿易體制的改革，打破獨家經營的局面，調動各地區(qū)、各部門從事外貿的積極性，適當擴大各地、市、縣經營外貿的權限，在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和合資經營等方面大膽放權。

習仲勛和省委、省政府積極引進外資興建賓館，以促進旅游業(yè)和對外開放。從1978年夏天開始，就引進外資發(fā)展旅游事業(yè)，與霍英東、李嘉誠、胡應湘、利銘澤、李兆基等人士多次洽談，霍英東先生起初擬無償捐資興建賓館。習仲勛等人考慮為了鼓勵外商到廣東投資，不贊成霍先生的想法，認為采取合資興建的形式，將會更好地鼓勵港澳同胞、華僑和海外華人來國內投資。霍先生也贊成這一意見。廣東還專門派人到香港考察一流賓館等旅游工程。省旅游工程領導小組與霍英東先生達成在廣州白鵝潭興建賓館的《投資計劃意向草案》后，習仲勛于1979年2月22日，親筆給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寫信，匯報有關引進外資洽談情況，請余秋里幫助從速審批這一合作項目。同年4月初，國務院便正式批準了這一項目。繼中國首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興建之后，廣東又洽談成功并興建了中國大酒店、花園酒店，習仲勛等人為此傾注了許多心血。

習仲勛還親自率領廣東代表團走出國門，于1979年11月22日起對澳大利亞進行為期14天的訪問，會見了澳大利亞聯(lián)邦總督考恩等官員和各界人士，進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返粵途中，又對香港進行為期6天的訪問，與當局官員和各界人士進行了會談，考察了香港市場和市政建設等。1980年，習仲勛又先后訪問澳門和美國。在澳門，會見了各界知名人士，進行了多方面的考察。習仲勛率領中國省長代表團美國訪問18 天，與美國各級官員和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在美國人民尤其是華裔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回國后，他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向各級干部作了訪問美國的報告。他還接待了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總理訪問廣東，雙方簽訂締結友好省州協(xié)議書。這些活動和舉措，對廣東開啟對外開放的大門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雖然，習仲勛在廣東工作僅兩年多時間，但他思想解放，敢為人先，實事求是，開拓進取，就為廣東開創(chuàng)了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嶄新局面，在廣東乃至全國改革開放史冊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注釋：

③④⑤習仲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fā)言》，1978年12月。

⑥習仲勛：《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1979年1月25日。

⑦⑧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檔案文獻》，第10頁。

⑨習仲勛：《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干部會議上的總結發(fā)言》，1979年6月10日。

⑨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廣東改革開放決策者訪談錄》，第44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廣東改革開放決策者訪談錄》，第443——44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3）楊應彬：《習仲勛在廣東二三事》，《習仲勛革命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14）習仲勛：《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1979年1月25日。

（15）習仲勛：《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1979年1月25日。

（來源：《紅廣角》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