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是怎樣成為調查研究行家里手的

任弼時是怎樣成為調查研究行家里手的

潘敬國

1948年春，轉戰(zhàn)陜北整整一年的中共中央決定離開陜北，經晉綏奔赴晉察冀。行軍路上，因五臺山積雪難行，任弼時與毛澤東、周恩來等被阻于山西省繁峙縣伯強村。利用第二天休息的間隙，任弼時特意找來伯強村貧農團主席耿香民拉起了家常。從檔案保存的任弼時筆記中，人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在看似閑談的聊天中所蘊藏的調查研究藝術。

在這次調查研究中，任弼時詳細詢問了該村土改中劃分階級的標準、土改后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情況，以及地主在土改后的生產勞動情況等。他問耿香民：“地主在家做什么事？”“分給他七八畝地，他自己可以種嗎？”“把體力鍛煉出來得幾年？”等等。通過調查談話，任弼時掌握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他發(fā)現(xiàn)，在土改中存在著劃分階級標準混亂，政策界線不清的問題，并因此造成工作中出現(xiàn)“左”的偏向。這次“下馬觀花”的調研，為指導土改工作積累了素材，啟發(fā)了思路。

在1987年編輯出版的《任弼時選集》中，還收入了任弼時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作的一次報告。1944年陜甘寧邊區(qū)高級干部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任弼時作了長篇報告《去年邊區(qū)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邊區(qū)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在報告中，任弼時向與會者展示了延安念莊變工隊的統(tǒng)計、關中新正三區(qū)二鄉(xiāng)別嶺村的統(tǒng)計、安塞高川村1940—1943年經濟發(fā)展情況、農民藍鳳城1941—1943年收支對照表、各項開支表、支出中購買邊區(qū)內外物品的費用對照以及三五九旅戰(zhàn)士開支比較等七張圖表。這些圖表或是根據任弼時用近三個月的時間進行調查研究后得到的統(tǒng)計資料匯總而來，或是從《解放日報》的通訊中改制而成，或是任弼時與延川拐峁村農民藍鳳城交朋友、拉家常的過程中獲得的。每張圖表任弼時都作了精心的設計，小到農民買火柴、水煙的費用，大到三五九旅的開支狀況，有分析，有比較，有結論，抽絲剝筍，絲絲入扣。運用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獲得的材料，任弼時在報告中點面結合地將陜甘寧邊區(qū)經濟發(fā)展的總體面貌生動直觀地反映出來。這樣的報告不但使聽眾信服，也使政策的提出更加符合實際。毛澤東審閱這份報告后，批示作為“黨內高級干部讀物”印發(fā)五千份，并提議任弼時到中央黨校再講一次，“可以有五百人聽，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

曾經與任弼時一起工作過的許多人，對他重視調查研究這一點印象十分深刻。王首道回憶，任弼時“善于調查研究，喜歡看材料，向同志們問長問短，愿意深談，喜歡遇事找群眾商量，傾聽群眾的意見”。王震也說：“他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實際，善于正確解決復雜的、重大的問題。”陸定一回憶說：“弼時同志的另一特點，就是他不怕麻煩和善于調查研究解決問題的優(yōu)良作風，這種作風使他成為全黨全軍所熱愛的領導者。”

善于搞調查研究，任弼時也經歷了一個認識和實踐過程。他17歲就赴俄留學，與當時許多革命知識分子一樣，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學習，卻缺乏對中國國情的深入了解。1928年，時任團中央總書記的任弼時在《無產青年》第四期發(fā)表的《對于暴動問題的意見》一文中，曾經要求城鄉(xiāng)黨團組織和每個黨團員，“應當時刻注意自己周圍的群眾，應當很詳細地去調查研究群眾生活，替他們（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實際的極切身的要求，領導他們?yōu)檫@些要求而爭斗”。但他當時更多地是在撰寫理論文章，進行政治動員，對調查研究作為一種工作方法和手段的認識，還沒有上升到應有的思想理論的高度。

1931年，任弼時率中央代表團進入蘇區(qū)，了解到毛澤東“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的有關論述后，曾經還一度認為反對“本本主義”就是“輕視理論”，忽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理論教育，就是“狹隘經驗論”和“事務主義”。第三次反“圍剿”斗爭勝利后，任弼時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qū)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了《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在分析蘇區(qū)黨的現(xiàn)狀時，他還批評中央蘇區(qū)在思想上“流行一種狹隘的經驗論調”，“是反理論的傾向而形成一種事務主義的現(xiàn)象”。

那么，任弼時后來是如何轉變這種認識，并形成對調查研究在黨的領導和決策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正確認識的呢？首先與來自實際斗爭的鍛煉及其提供的教育密切相關。1933年，年僅29歲的任弼時出任湘贛蘇區(qū)省委書記。當時湘贛地區(qū)肅反擴大化嚴重，查田運動中亦出現(xiàn)許多“左”的錯誤，干部群眾思想混亂，許多工作無法展開。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感到需要對這些錯誤發(fā)生的原因和情況進行了解，于是他對湘贛蘇區(qū)的歷史與肅反狀況、土地情況作了摸底和分析，并在摸清情況的基礎上作出了相應的決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錯誤，穩(wěn)定了干部和群眾的情緒，打開了工作的局面。

如果說主政湘贛時進行的調查研究還基本上是被動的應急之舉，那么到了延安，任弼時在認真總結以往的“左”傾錯誤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真誠地進行自我批評，從而在思想上真正認識到了教條主義的危害性，真正認識到了只有調查研究才能解決中國革命中的實際問題。1941年4月，毛澤東重印了《農村調查》一書，重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的著名論斷，目的是“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之后，中央連續(xù)發(fā)出《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央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檢查調查研究決定執(zhí)行程度的通知》等文件，并在中央政治局下設調查研究局，毛澤東兼局長，作為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任副局長。在分工上，各抗日根據地政治和黨務的調查研究由任弼時指導。從這時候起，任弼時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調查研究工作。從這些調查研究中，他越來越深刻、自覺地認識到，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事關黨的領導和決策是否正確，以及黨的事業(yè)成敗的大問題。

調查研究，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探索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一種有效途徑。任弼時雖然對此曾經認識不夠甚至懷疑過，但他在實踐中發(fā)現(xiàn)了問題并及時糾正，逐步成為黨內進行調查研究的行家里手。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從延安到西柏坡，任弼時始終堅持進行調查研究，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聯(lián)系實際，為形成、發(fā)展和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潘敬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