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戚本禹回憶錄》中的謊言（上）
揭穿《戚本禹回憶錄》中的謊言（上）
——關(guān)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
逄先知 呂澄 沈棟年 王象乾
前不久，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戚本禹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原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guī)孜煌荼居砉策^事的老同志，對這本書進行了座談。他們是：
逄先知，1950年3月2日調(diào)入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在中南海，后改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其他幾位同志以及調(diào)入的時間，分別是：
呂澄，1949年8月9日，當時在香山。
沈棟年，1950年5月6日。
王象乾，1950年3月2日。
李公綽，1949年5月，當時在香山，是第一個幫助田家英處理群眾來信的。因年老體弱行動不便，此次座談時，他通過電話表達意見。
除逄先知外，其他4人都是戚本禹在《回憶錄》中所說的“八司馬”的成員。
以下是這次座談的紀要。
座談中，大家對下面幾個問題形成一致意見。
第一，戚本禹是什么人？
我們同戚本禹都相處十多年，對他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很用功，愛鉆研問題，有能力，能說會道。但毛病實在不少：極端個人主義，不擇手段地盡力向上爬，總想出人頭地，嫉妒心十分強，整起人來下手很狠，還愛拉幫結(jié)伙。他的這些毛病，在“文革”中惡性膨脹，發(fā)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北京市紅衛(wèi)兵“五大領(lǐng)袖”之上的“戚大帥”，干了許多天怒人怨的壞事。毛主席說：“王、關(guān)、戚要打倒總理、老帥”，“不是好人”。周總理說：“戚本禹是到處伸手的野心家”。陳毅說：“不抓戚本禹，黨心不服，軍心不服，人心不服�！�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打砸搶罪，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戚本禹犯罪事實，人所共知，件件落實。以其自以為是的膨脹個性和根深蒂固的頑固立場，他對自己的罪行不思悔改，對給他帶來“人生輝煌”的“文化大革命”無限留戀，也是不難理解的。
第二，戚本禹為什么要寫這樣一本《回憶錄》？
大家一致認為，《回憶錄》謊話太多。他在去世前拋出此書，給人的印象是要在身后留下所謂“真相”，以此博得不了解那段歷史的讀者的好奇和好感，甚至是“同情”。但戚本禹的真實用心，卻不這么簡單，必須揭破。
一是他打著擁護毛主席的旗號，極力美化江青，為他自己“文革”中的罪行翻案。在戚本禹的所謂“回憶”中，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無論他是否接觸過，在他筆下都不是好人，讓人覺得“文革”前的領(lǐng)導(dǎo)干部中，似乎真的存在一個龐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老一輩革命家應(yīng)該被打倒。
二是他自吹自擂，抬高身份，洗刷罪行，為自己叫屈翻案。戚本禹寫的“文革”前的內(nèi)容，就一個主題：自己如何能干，同事們?nèi)绾尾恍�，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重視和江青的信任。寫的“文化大革命”的�?nèi)容，也是一個主題：處處為自己洗刷罪行，他犯下的惡行，似乎都事出有因，而且壞事都是別人干的，相反自己做了許多“好事”。
第三，《回憶錄》敘述的事情有怎樣的迷惑性？
確實要承認，戚本禹很會寫“回憶”�？上В牟拍茉谡紊蠜]有用在正道，在《回憶錄》里也是把假的說成真的，把道聽途說的事情編得很圓，因此很有迷惑性。其迷惑性有三：一是，他在中南海有18年的工作經(jīng)歷，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名人”，介入了許多事，人們會認為他的回憶揭了許多“秘密”，“有價值”。二是，他很善于編造一些“故事”情節(jié)，添枝加葉，用一些生動的語言，細致的描寫，吸引讀者的眼球。三是，戚本禹是筆桿子出身，有一套歪理，能把一些事情聯(lián)系起來加以發(fā)揮，把“故事”講圓，使之看起來很有邏輯。
戚本禹在《回憶錄.后記》中，信誓旦旦地說：“我更看重我在《回憶錄》中描述的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史料的真?zhèn)螒?yīng)是研究歷史的人最為看重的。我對《回憶錄》中我描述的歷史事實的真實性負責�！钡�，在當事人、知情人看來，特別是同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相對照，情況正好相反，而且很容易看出他的敘述破綻，很多都是謊言。
我們幾個都是與戚本禹共過事的人。以下大體按照《回憶錄》的順序,按照他所講到的一些事情，我們根據(jù)同他接觸中所了解的情況，并運用一些檔案材料，來揭穿戚本禹的謊言，還原事實的真相，以正視聽。至于他在“文革”中的種種更惡劣的表現(xiàn)，因為我們幾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迫害，有的還被長期關(guān)在秦城監(jiān)獄，就只能期待熟悉那段實際情況的人來澄清了。
一、為毛主席讀報、摘報的來龍去脈
1950年5月間，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工作分為兩個組。一個是信訪組，任務(wù)是處理群眾給毛主席的信件；另一個是讀報組，為毛主席讀報，搞摘報，這是毛主席交給的任務(wù)。為此，每省的報紙都訂了一份，按地區(qū)分到每個人。讀報組組長是呂澄，組員有韓瑞定、戚本禹、張冠儔、馬芷蓀、逄先知等。除戚、逄外，都是大學(xué)生。室領(lǐng)導(dǎo)彭達彰分管讀報組，辦了一個內(nèi)部資料《讀報摘要》。每一個人分看一個地區(qū)或兩三個地區(qū)的報紙。各人把當天閱讀過的報紙中認為重要的內(nèi)容摘出來，交彭達彰選擇、匯總、定稿，再打字送毛主席。
關(guān)于讀報摘報的情況，《回憶錄》專門列了一章，寫了一段很長而又很詳細的文字，不知情的人很容易受騙。
《回憶錄》說：
當時，我主要負責閱讀、摘錄華北地區(qū)的報紙，如《石家莊日報》、《河北日報》、《山西日報》等。當我看到《山西日報》上一篇關(guān)于山西省農(nóng)民合作化的報道后，就把它送給主席了。這篇報道主席劃得滿篇都黑了。這份報紙應(yīng)該不會銷毀的，主席雖然沒批話，但滿篇有劃道，有劃圈，要能找出來，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貴的歷史文件。李順達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運動中，成為全國勞動模范后聞名全國的。還有山西申紀蘭搞合作化的事跡，也是我報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視的。其他地區(qū)的報章，由秘書室其他人負責，但我有時也瀏覽，凡看到農(nóng)村出現(xiàn)新富農(nóng)、出現(xiàn)新的兩極分化的情況，我立即把有關(guān)報道報告上去了，這類報告主席都會劃圈。
又說：
我這個中學(xué)生搞的報告，主席劃圈最多，有的還批示轉(zhuǎn)發(fā)下去，而名牌大學(xué)的高才生搞出的東西主席看也不看。這個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達彰的注意。田家英開始重視我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因為我搞的東西，主席退回來都經(jīng)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劃圈，而且還條條道道的。一次他對我說：你送的東西主席都看過，都劃過。而且，更讓他們奇怪的是，不光是這類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劃圈，而且別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軼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聞、軼事，主席卻又喜歡看。田家英也奇怪，說我運氣怎么這么好啊。他真沒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東西都不壓，立即送主席。
呂澄、逄先知都是讀報組的。王象乾當時管打字和收發(fā)工作，一切上報的和毛主席批下來的東西，都要過他的手。當時，只報送《讀報摘要》，不送報紙。戚本禹卻說，他看到《山西日報》上有一篇山西省農(nóng)民合作化的報道后，將報紙送給了毛主席，“這篇報道主席劃得滿篇都黑了”。大家讀到戚所說的這些，覺得十分可笑，戚本禹竟能如此厚著臉皮說謊話，編故事，把自己吹到天上，把別人貶得一錢不值。
參加座談的同志回憶，報送毛主席的《讀報摘要》都不退回，更未見過毛主席有什么批示，辦了幾個月就停了。為什么停呢？毛主席不滿意。他還是得自己親自看報紙，《讀報摘要》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大家記得很清楚，宣布撤銷讀報組那天，秘書室主任師哲向讀報組全體人員講話。他很生氣，說：“我本來以為你們是鋼筋水泥，實際是火柴桿，撐不起來！”這個“你們”當然包括戚本禹在內(nèi)。彭達彰當即作了自我批評。
關(guān)于《讀報摘要》停辦，戚本禹是怎樣說的呢？他說：
新華社知道了主席經(jīng)常要看報摘，就說他們掌握的情況更多、更全面，應(yīng)該由他們來為主席搞報摘。彭達彰一聽就說，那好啊，你們能弄那最好了。我們?nèi)耸植粔�，你們弄了，我們給你們送主席。這之后就誕生了新華社的《內(nèi)部參考》，秘書室讀報的工作就停下來了。
《讀報摘要》報送范圍很小，只送毛、周、劉、朱等，任何一位領(lǐng)導(dǎo)都未作過批示，新華社怎么會知道？關(guān)于《讀報摘要》停辦的原因，戚本禹諱莫如深，不愿意說實話。如果實話實說，他吹的那些牛皮就會炸開了。事實很清楚，新華社辦《內(nèi)部參考》同《讀報摘要》停辦是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戚本禹卻憑空把這兩件不相關(guān)的事扯在一起，企圖掩蓋毛主席對戚參與的《讀報摘要》不滿意這一真實情況。
二、1950年安徽大水災(zāi)，有災(zāi)民被毒蛇咬死，毛主席是看了誰的報告而落淚的？
《回憶錄》說：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發(fā)生水災(zāi)，災(zāi)情百年不見，淮河也潰堤了，淮北地區(qū)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兩省有上千萬人遭災(zāi)。當時，我特別關(guān)注有關(guān)報道和群眾來信來電，就把讀到的各種相關(guān)情況做了摘要交給領(lǐng)導(dǎo)，由他們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災(zāi)區(qū)的人民為避洪水爬到樹上去、結(jié)果被毒蛇咬死時，難過得流下了眼淚，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現(xiàn)在開始準備，秋起即組織大規(guī)模導(dǎo)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dǎo)淮，免去明年水患。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毛主席得知有災(zāi)民避水爬到樹上被毒蛇咬死而落淚，是在1950年8月5日看了時任皖北區(qū)黨委書記曾希圣等人8月1日的來電，而不是別的什么報告。這有檔案為證。毛主席在曾希圣等人來電中的“被毒蛇咬死者”六個字下面劃了一條橫線。戚本禹竟然謊稱毛主席落淚，推出治淮決策，是由于看了他的“摘要”。戚本禹硬把8月5日毛主席“難過得流下了眼淚”而作的批示，說成是毛主席1950年7月20日的批示。其實7月20日的批示，是毛主席看了華東防汛總指揮部7月18日的報告后作出的。這個報告里，并沒有災(zāi)民在樹上被毒蛇咬死的記載。戚本禹為了表功，就是這樣不顧歷史的真實，張冠李戴地胡亂編造。戚本禹分工閱讀的是華北地區(qū)的報紙，安徽屬華東地區(qū)，淮河流域大水災(zāi)的消息如果有報道，也應(yīng)登在《安徽日報》和河南省的報紙上，這不屬于戚分工閱讀的范圍。戚本禹不在信訪組，怎么又會看到群眾來信來電呢�？梢�，所謂他搞的關(guān)于安徽水災(zāi)“摘要”是沒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還說：
如果那時候每個同志……不能把全國各地群眾生活的真實狀況和群眾中出現(xiàn)的積極的進步的社會變革思想，及時報告給主席，那當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會有了，合作化在全國的推廣也不會發(fā)生了。
戚本禹的這句話可不要小視，這是他編造謊言之后再加深問題，是點睛之筆。他的寫法用的是假設(shè)句式，乍看起來好像并不顯山顯水，沒有說到他自己怎么樣。其實，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正是我戚本禹將這些情況及時報告給毛主席，才有了當年淮河水患的治理和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推廣。戚本禹貪天之功據(jù)為己有，真是太厚顏無恥了。
三、戚本禹是怎樣管理毛主席圖書的
《回憶錄》把管書和編《毛澤東選集》作為先后接續(xù)的兩件事來寫。實際上不論是戚本禹還是逄先知，作為田家英的助手（當時還不叫秘書），這兩件工作都是同時做的。
關(guān)于管理圖書，《回憶錄》用了不小的篇幅進行了細致描述。他不去講毛主席喜歡讀什么書，要過什么書，卻借管書這事自我吹噓了一番。其中有幾點肯定說得不對。
比如，戚本禹說：“毛主席還喜歡買書，他要買的書，有的是江青的警衛(wèi)買的，有的是書店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買的。”逄先知說：“根據(jù)我管毛主席的圖書那16年的親歷親見，毛主席只是說要看什么書，從來沒有說要買什么書，更沒有江青的警衛(wèi)去買書的事。毛主席的書主要是田家英帶著我到舊書店去買，北京的琉璃廠、西單商場、東安市場、隆福寺、前門打磨廠等賣舊書的地方都買遍了。田家英出差到上海、杭州等地，首先要去書店為毛主席買書。有一次在上海，柯慶施來看望田家英，見到桌子上擺著很多舊書，柯批評說：‘田家英，你凈搞這些封資修的東西。’其實，田家英買的書都是毛主席喜歡看的。毛主席手不釋卷的那部《二十四史》，就是田家英通過鄧潔弄來的。戚說：‘現(xiàn)在有人說，是田家英創(chuàng)建了毛主席的藏書室。不能這么說，因為那不是田家英有計劃做的，而是毛主席喜歡讀書的這么個推動力之下的一個自然積累的過程，是大家努力的結(jié)果。’這些話顯然是針對我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中說的一段話：‘這里要特別提到，為建設(shè)毛澤東的個人藏書室，田家英所做的貢獻是不應(yīng)當忘記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沒有他的具體幫助，建成這樣的圖書室是困難的�！荼居淼恼f法，只靠‘毛主席喜歡讀書這么個推動力’而沒有人具體去做，圖書室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嗎？他說‘是大家努力的結(jié)果’，這個大家是誰？應(yīng)該不包括戚本禹，他不但沒有管好書，還把書給弄壞了。”
又比如，戚本禹說：“主席曾說過：‘我的書，警衛(wèi)戰(zhàn)士們都可以看的�！跃l(wèi)戰(zhàn)士來借書，我也都給辦理，登記個名字就借出去了……《西行漫記》看的人本來就多，警衛(wèi)戰(zhàn)士和他們的家屬也看。”逄先知說：“我為毛主席管書，從來沒聽毛主席說過他的書可以隨便往外借，連警衛(wèi)戰(zhàn)士的家屬都可以看。到我那里借過書的只有李訥、毛遠新、孔令華。毛主席非常愛惜他的書。在延安的時候，給他管書的一位同志把他的書弄丟了，主席很生氣，批評了他一番，直到解放后他還提起這個事。有一次他發(fā)現(xiàn)《四部備要》中的一本書被老鼠咬了，問田家英是怎么搞的。從此田家英就養(yǎng)了一只貓�！�
戚本禹還說：“逄先知的歷史知識有限，為了彌補他的這個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軍委辦公廳的老秘書、書法家陳秉忱聘請過來，幫助他補習(xí)歷史知識和關(guān)于古典書籍的知識。”戚本禹又瞎說了。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隨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任命張經(jīng)武（原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為主任，田家英為副主任。陳秉忱從軍委辦公廳調(diào)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與逄為毛主席管書的事沒有一點關(guān)系。從《回憶錄》里看，戚是看不起管書這個工作的，但在這一章的文末又言不由衷地說：“我雖丟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圖書這樣一個光榮的工作”如何如何，并在字里行間，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王象乾說：“戚本禹沒有給毛主席買過書。他說毛主席的書通過他的手借給警衛(wèi)戰(zhàn)士看，也是沒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憶錄》里編造了一個毛主席與江青共同批注《資本論》的故事。他說：“毛主席讀過的《資本論》第1卷，從第1章開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語。有的是《資本論》的重點，復(fù)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對商品該怎么認識；有的是他做評論。不僅主席看了《資本論》而且江青也跟著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點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語已經(jīng)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個書都批滿了，空白都沒有了。這也可以見證主席跟江青的關(guān)系是很好的。第2卷、第3卷主席批得比較少。”
逄先知說：“毛主席有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毛主席在扉頁寫了兩個年代：‘1938年’、‘1867——在70年之后中國才出版’。在《資本論》第1卷第2頁上寫著：‘1867年距今87年’。書內(nèi)有毛主席用紅藍鉛筆劃的線，沒有批語。這本書現(xiàn)在保存在中央檔案館。以上情況說明毛主席讀過《資本論》，但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戚本禹會這樣地胡編亂造。如果是為了駁斥有人說毛主席沒有讀過《資本論》，那也不能靠造謠的辦法，而應(yīng)當實事求是地說明毛主席讀《資本論》的情況。當然，沒有留下批語，不等于沒有認真讀過。戚本禹居然說‘江青也跟著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顯然是捏造。戚本禹什么時候也忘不了吹捧江青。”
四、關(guān)于編《毛澤東選集》
戚本禹在《回憶錄》里說：
我離開管理毛主席的圖書這個工作崗位不久，田家英就安排我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的工作，具體任務(wù)是做校對和收發(fā)。毛主席在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2月第一次訪問蘇聯(lián)期間，就和斯大林商量過出版自己選集的事，回國后不久就打算讓秘書室開始整理編輯《毛澤東選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決定正式啟動《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編輯工作正式啟動后，由劉少奇任“編輯委員會”主任�！睹珴蓶|選集》編輯進度是很快的，1951年2月、3月正式啟動項目，同年10月第1卷就出版發(fā)行了；1952年4月第2卷也上了書店的書架；1953年4月第3卷也與讀書見面了。我從頭到尾參加了這三卷的編輯校對工作。
逄先知說：“1950年8月，中央決定讓田家英參加《毛選》編輯工作。不久，田家英就把戚本禹調(diào)去協(xié)助工作，同時做兩件事，一是為毛主席管書，一是參加《毛選》校對等技術(shù)性工作。戚說，毛主席從蘇聯(lián)回國后不久就打算讓秘書室開始編《毛選》。根本沒有這回事，秘書室是專門處理群眾來信來訪的，沒有能力承擔編《毛選》的工作。戚還說，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選》編輯工作正式啟動后，由劉少奇任‘編輯委員會’主任。這又說錯了。劉少奇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主任是1966年7月20日，怎么扯到1951年這里來了？《毛澤東選集》1—4卷出版時，編輯單位的署名用的是‘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這只是出書時使用的名稱，并沒有實際的機構(gòu)�！�
逄先知是1950年11月調(diào)到田家英那里工作，接替戚本禹的。戚在田那里工作，為毛主席管書，校對《毛選》，前前后后一共只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戚本禹卻說：
我從頭到尾參加了這個三卷的編輯校對工作。當時完成的《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卷的標點符號，最后都是由我校對的。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把《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卷校對完后，我原來不會寫的字會了，不會的文法也會了。自那以后我寫起文章來，就輕松多了。后來我能寫出一些有點氣勢的文章，可以說就是得益于這個時期校對《毛澤東選集》。校對完《毛澤東選集》1至3卷，我對毛主席的思想的領(lǐng)悟有飛躍性的提高，寫起文章來就會自覺地、自然地去融會進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帶著一點毛主席的風(fēng)格。我那時的報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歡，喜歡就批注，恐怕就有這樣的道理在其中。
凡是做過校對工作的人都知道，校對時必須聚精會神，像對待“敵人”那樣一個字一個字地對校，不能有稍許分心，更不可能分心去學(xué)習(xí)、理解文章的思想和文法，往往校對完了甚至連文章講的什么意思都沒有印象。如果真像戚本禹說的那樣，他通過校對《毛選》就“對毛主席的思想的領(lǐng)悟有飛躍性的提高”，那他肯定是一個不稱職的校對者。這也許就是田家英不讓他繼續(xù)參加《毛選》工作的原因：不好好地搞校對。
總之，戚本禹用了那么多篇幅講他參加《毛選》校對工作，目的是為了說他參加了《毛選》1—3卷全部校對工作。大家都知道，《毛選》1—3卷到1953年才出全，他只做過三個月的工作，怎么談得上參加了1—3卷的全部校對工作？戚說：“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決定正式啟動《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那時他早已離開田家英那里，由逄先知接手了。逄接手，正是參加《毛選》第1卷的校對、抄寫等工作。
關(guān)于《矛盾論》的修改，戚本禹又編造了一篇假話�！痘貞涗洝分姓f：
《矛盾論》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動也最多，它原來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xué)講課的提綱，后來是把這個講課記錄稿印出來給全黨學(xué)習(xí)。毛主席在準備這個講課提綱的時候，經(jīng)常和艾思奇一起討論。這次編輯《毛澤東選集》收錄此文，主席先是對照原來的講課記錄稿口述修改和補充，當時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都在場。田家英回來跟我說過，他記都記不下來，聽也聽不懂。
這段話首先就鬧了一個笑話。艾思奇到延安之前，毛主席在1937年8月7日已經(jīng)寫成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矛盾論》是這個講授提綱的第3章第1節(jié)“矛盾統(tǒng)一法則”。而艾思奇是1937年10月才到延安的。毛主席在準備這個講授提綱的時候，怎么可能在延安同遠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艾思奇經(jīng)常一起討論呢？毛主席修改《矛盾論》的情況，戚并不知情，居然也信口開河，瞎說一氣，仿佛他真的很知道內(nèi)情似的。毛主席修改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像《矛盾論》這樣的理論文章，從來都是自己親自動手，怎么會口授修改意見讓別人記錄呢？看看毛主席從石家莊寫給陳伯達和田家英的兩封信吧。一封信中說：“伯達、家英同志：《矛盾論》作了一次修改，請即重排清樣兩份，一份交伯達看，一份送我看。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詞義不暢，還須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另一封信中說：“家英同志：《矛盾論》的原稿請即送來。凡校對，都須將原稿連同清樣一起送來�！边@兩封信說明，毛主席不但親自修改，還親自校對清樣，哪來什么口述修改之事。這兩封信的時間分別是1951年3月8日和3月15日。這時戚本禹早已經(jīng)調(diào)去處理群眾來信了，再也沒有接觸過編《毛選》的任何工作，他卻偏要裝得好像他在場并且一清二楚似的。他在這里乘機把田家英貶了一通，說田對毛主席的話“記都記不下來，聽也聽不懂”。田家英在延安馬列學(xué)院學(xué)過哲學(xué)，當毛主席秘書也三年了，能是戚本禹所貶損、挖苦的那樣嗎？
講到《論持久戰(zhàn)》，戚本禹說得更離奇了：
毛主席《論持久戰(zhàn)》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誰去調(diào)都調(diào)不出來，連總理都調(diào)不出來，我們要校對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須親自跑去檔案館。手稿是主席用毛筆寫的，有的地方則是江青用鋼筆謄寫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來去問過江青，江青跟我說，那是因為當年主席原來寫的地方比較亂了，她就在邊上重新謄寫一遍，主席再在她謄寫的地方用毛筆做修改。
讀到這里，感到戚本禹簡直是在編造“天方夜譚”式的“神話”。《論持久戰(zhàn)》手稿根本就沒有保存下來。中央檔案館長期負責保管毛主席手稿的齊德平說，從未見過《論持久戰(zhàn)》的手稿。很奇怪，戚本禹卻能看到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他還特別看到手稿上有江青謄清的筆跡，這真是癡人說夢。事實上，《論持久戰(zhàn)》在1938年就已由毛主席親自定稿，在延安出版了單行本。《毛澤東年譜（1893—1949）》記載，1938年6月27日，毛主席校完《論持久戰(zhàn)》第一、第二部分清樣，告知出版科《論持久戰(zhàn)》擬出單行本。當時單行本大量印行，后來出版的晉察冀版、晉冀魯豫版和東北版的《毛澤東選集》都編入了這篇著作。新中國成立后編《毛選》，根本不需要用手稿去“核對其中的一些文字”。戚本禹為了“證實”自己的話，在《回憶錄》里寫了一大段文字，據(jù)說是江青向戚本禹說的她如何精心護理毛主席寫《論持久戰(zhàn)》，說得繪聲繪色，這就是戚本禹所說的《論持久戰(zhàn)》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戚本禹無中生有地造出了一個《論持久戰(zhàn)》的手稿問題，一是為了吹噓自己，二是為了吹捧江青。但他弄巧成拙，暴露出《回憶錄》中謊言太多，更使讀者看破了那本《回憶錄》究竟有幾分真實性。
五、關(guān)于群眾來信來訪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毛澤東選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時候，田家英找我談話，說群眾來信已經(jīng)成堆，來信組人手不夠，調(diào)你去當組長，你把手上的工作移交給逄先知，送審、校對工作都由逄先知代替。
戚本禹1950年11月間回到秘書室，由逄先知接替他的工作。那時，田家英參加《毛選》編輯工作才三個月左右，照戚本禹的說法，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選》編輯工作才正式啟動，怎么能說已經(jīng)搞得差不多了？
關(guān)于戚本禹是否調(diào)去當信訪組組長問題，沈棟年、王象乾說：“戚本禹是1950年冬天回到信訪組。信訪組并沒有組長，由彭達彰直接領(lǐng)導(dǎo)，下面由各人按來信內(nèi)容分工處理。1952年開始，按來信地區(qū)分三個組，才設(shè)立組長、副組長職務(wù)。”
戚本禹做群眾來信來訪工作還是努力的，稱職的，但他在《回憶錄》里處處標榜自己，把別人的貢獻攬到自己身上，又壓低別人，甚至貶損周總理、劉少奇等同志和朱老總。
在講到反映失業(yè)問題的來信越來越多時，戚本禹說：
我琢磨，這樣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決也不行，應(yīng)該給主席一個報告，講清楚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于是，我就把失業(yè)工人的信拿來、把農(nóng)民的信拿來、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來，綜合在一起，把主要問題擺出，把統(tǒng)計數(shù)字搞準，寫了一個關(guān)于市民和工人失業(yè)的專題報告。田家英看了說，寫得不錯，我們送上去，這一封信頂幾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幾百封信了。田家英沒改幾個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報告”的名目。用這個名目給主席寫報告，一般是年終報告，不是專題報告。我起草的這份關(guān)于失業(yè)問題的專題報告，恐怕是建國以來中辦開先河的一次。
戚本禹在引了毛主席批示大意后說：
其實，總理當時掌握的情況比誰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沒給主席匯報。主席批了以后，總理馬上就通知全國，起草文件，找人調(diào)查，全國開會。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視了，都實話實說反映情況了。由于給主席的報告是我起草的，總理要我去參加會議，到各個小組去旁聽。通過這件事，我親身體會到了什么叫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的偉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說的是吹出來的。這個問題就擺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員，包括總理、劉少奇、朱總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沒有一個人主動去想法解決？最后還是我們這些小秘書把情況反映到主席這里來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視起來，才去想法子解決。
參加座談的同志，都知道戚本禹說的不是事實。王象乾說：“關(guān)于秘書室向毛主席寫報告分為總結(jié)性的即年終報告和專題報告，這樣的大主意是田家英提出來的。田家英說，信訪工作不僅處理具體問題，更要綜合反映問題。要給中央起耳目作用，特別是把剛剛露出地平線苗頭的問題，及時向中央反映。戚本禹說他寫的關(guān)于失業(yè)問題的專題報告是建國以后中辦開先河的一次，太自我標榜了�！�
最早調(diào)去幫助田家英處理事務(wù)的大學(xué)生李公綽說：“我們這些人從來沒有起草過給毛主席的報告，這類報告都是彭達彰寫的�！�
戚本禹說報告是他起草的，總理要他去參加會議。大家說，以秘書室名義給毛主席的報告，從不署個人名字，周總理怎么知道是戚本禹寫的，叫他去參加會議？在戚本禹筆下，在解決群眾失業(yè)問題上所起的作用，連周總理等老一代革命家，還有那么多中央委員，都不如戚本禹這個“小秘書”，太狂妄了吧！
我們參加座談的同志都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為他老人家服務(wù)十幾年，對毛主席有著深厚的感情，深切體會到毛主席十分關(guān)心人民群眾疾苦。同樣，周總理、少奇同志、朱老總都十分關(guān)心群眾疾苦。戚本禹在這里有意貶損周總理，突出他這個“小秘書”，實在太不像話了。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田家英就因為處理群眾來信不及時，受到主席一次嚴厲的批評。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發(fā)電廠的一個書記，反映工人工資比較低，工資沒調(diào)整，物價又上漲，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難。那信開始是我接手處理的，我整理后給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沒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為當時這樣的信太多，他見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視。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實際困難，就聽工人們說他們給毛主席寫過信反映情況。林老回來后就到主席那里說起這信的事來，主席聽說工人有信給他就查問，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趕緊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來卻不給他就很生氣，批評田家英說，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農(nóng)民的情況，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難的信，你壓了那么久不送給我看，這是個對工人的感情問題，是立場的問題。工人的疾苦，就是黨的最大的問題，我們黨是干什么的，就是給老百姓解決問題的，怎么能掉以輕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報告，我再找人……主席的這個批評應(yīng)該說是很嚴厲的，田家英當時就吃不消了。我沒有在場，田家英也沒跟我們?nèi)v，我聽他跟別人講了幾句，知道主席批評得很厲害。彭達彰安慰他說，信是我管，我沒盡到責任。
關(guān)于秘書室壓信受到毛主席嚴厲批評這件事，逄先知是親歷者，他那時正在田家英那里工作。逄先知說：“信不是田家英壓的，辦信的人壓了幾天，未將這兩封信（指石景山發(fā)電廠黨總支書記王自勉1951年8月27日給毛主席的信和石景山鋼鐵廠黨委1951年8月31日給毛主席的信）及時反映上去，這兩封信反映了工人生活困難、工資存在不合理現(xiàn)象的問題。毛主席知道后，發(fā)了大脾氣，說：‘共產(chǎn)黨員不為工人階級辦事，還算什么共產(chǎn)黨員！’毛主席于9月12日分別給他們寫了回信，說已令有關(guān)機關(guān)迅速和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壓信這件事，田家英是代人受過，承擔了責任，進行了檢討。我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的文章里，寫過這件事。我寫的是‘辦信的同志壓了幾天’，沒有點名。戚本禹是負責北京地區(qū)的群眾來信的，他自己也說信開始是他處理的。當時田家英專心編《毛選》，處理群眾來信這一攤事兒由彭達彰負責，當時彭達彰就說他自己有責任。田家英確實是代人受過，所以他感到十分委屈，喝悶酒，喝得大醉。當年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可是戚本禹卻把責任全部推到田家英身上。他說，他沒有在場，田家英也沒有給他全講，只聽田家英跟別人講了幾句，那他怎么會知道毛主席是怎樣批評田家英的？戚本禹只好編造出一大段毛主席的話，說什么毛主席說‘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你就打報告，我再找人……’為壓了這兩封信，毛主席會對自己十分信任的秘書田家英這樣說嗎？”
《回憶錄》中還說：
1950、1951、1953這幾年秘書室的年度報告都是我寫的。這是因為田家英看到我處理群眾來信的具體成績比較優(yōu)秀，寫起來言之有物、下筆有情，而且我那時也還協(xié)助他搞《毛澤東選集》編輯，他對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還因為經(jīng)常給中央反映重大情況當選過中直機關(guān)勞動模范）。但到了1954年，情況變了。有一次，楊尚昆的秘書孟凡述在吃飯的時候跟我說，秘書室的報告應(yīng)該是寫給辦公廳，由辦公廳再轉(zhuǎn)給主席。我把這話向田家英做了匯報，田家英說，這個就困難了，主席說這個報告是要直接給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楊尚昆，就跟我說，那以后就不寫書面報告了，用口頭報告給主席吧。
戚本禹先是自我吹噓一番，說1950年、1951年、1953年的年度報告都是他寫的，而且還在協(xié)助田家英搞《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前面說過了，戚本禹并沒有給毛主席寫過報告，報告都是彭達彰等室領(lǐng)導(dǎo)寫的。為了進一步印證這件事，逄先知是這樣用電話詢問李公綽的：這三年的年度報告是不是戚本禹寫的？李非常明確地說：“絕對不是，也絕對不可能是。這幾年的年終總結(jié)報告，怎么會是戚本禹寫的，都是彭達彰他們室領(lǐng)導(dǎo)寫的。戚本禹這樣吹牛，真可怕！”呂澄更肯定地說：“這幾年的年終總結(jié)報告絕不是戚本禹寫的�！蓖跸笄f：“1964年前后，田家英有一次對秘書室的室務(wù)委員，帶有批評的口氣說：‘戚本禹剛來的時候，連普通信都寫不好，改來改去才能用，他現(xiàn)在寫的文章，你們誰能寫得出來�！�
戚本禹總愛拿參加《毛選》的編輯工作說事。其實，他只搞了三個月，田家英就把他調(diào)開了。如果田家英信任他，又認為他的工作那么優(yōu)秀，為什么要調(diào)開呢？當時搞信訪工作的同志，水平比較高、辦信經(jīng)驗比較多的，并不少，并不是非他莫屬。戚說，田家英怕得罪楊尚昆，就跟他說，“那以后就不寫書面報告了，用口頭報告給毛主席吧”。大家讀到這些話，非常驚訝。李公綽說：“這些話簡直是天書，完全莫名其妙，壓根兒不可能，毛主席是習(xí)慣看書面報告的�！眳纬握f：“戚本禹不太像話，胡編亂造。給毛主席的工作報告，一直是用書面的形式，從來沒有做過口頭報告�！蓖跸笄f：“沒有戚本禹說的不給毛主席送書面報告的事，秘書室一直給主席送書面報告�！�
戚本禹一有機會就貶周總理，他不斷抓住信訪工作做文章，好像中辦秘書室比政務(wù)院的作用還大�！痘貞涗洝分姓f：
我的總的體會是，毛澤東對各界來信都很看重，又特別重視工人、農(nóng)民反映情況和要求解決困難的來信。我是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關(guān)心人民群眾的疾苦，關(guān)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周總理也關(guān)心，但我感到他總不如毛主席那樣關(guān)心。當年的政務(wù)院比我們秘書室知道的東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決這些問題，都是先由秘書室把群眾反映的問題匯報上去才發(fā)生的。又說：總理也有不匯報不請示的問題，例如上一章說過的，建國初很多地方工人、農(nóng)民生活疾苦，情況很嚴重，總理比誰都知情，卻沒有把問題及時向主席匯報，請示主席怎么解決，而是在秘書室把情況反映給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開中央會議討論解決方案。
戚本禹不敢明目張膽地批周總理，而用旁敲側(cè)擊的辦法貶低周總理，這里面包藏著他狂妄的政治野心。
戚本禹在中南海工作期間，黨內(nèi)發(fā)生了高饒事件。戚不是這一事件的親歷者，卻在其個人回憶錄中大寫特寫，或者抄襲一些不實的材料，或者胡編亂造，妄加論述，歪曲歷史。他居然說：“我親眼見到劉少奇和高崗相互斗罵，王光美哭起來了�！�
六、關(guān)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及其修改
戚本禹用了很大篇幅寫這個問題。但是他對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根本沒有弄清楚，更不知道其中的一些真實情況，就信口開河，冒充聆聽者，編造了許多假話�！蛾P(guān)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文內(nèi)簡稱《正處》），戚本禹說：
反右派運動開始了，為了提供反右派運動的理論指導(dǎo)，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以《關(guān)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發(fā)表了毛主席的這篇講話。但是，它不是原始講話。它是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根據(jù)毛主席的原始講話文件修改而來的，與原始講話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現(xiàn)場聆聽過全部講話并做過記錄的，知道原始講話和發(fā)表出來的文章之間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當時聽完講話，講話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沒有保留下原始講話文件。不過，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黨時自創(chuàng)的“戚氏速記法”較為完整記錄下了這個講話。后來，我看到過毛主席親筆擬寫的講話提綱的手跡，就抄錄了一份。以下有一個附文，它就是我根據(jù)我自己抄錄的毛主席的講話提綱手跡和我的現(xiàn)場速記記錄整理出來的部分內(nèi)容，可以用來與實際發(fā)表的《關(guān)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文章進行對比。對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東西，哪些是他們后來加進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黨內(nèi)其他高層領(lǐng)導(dǎo)的意見。
主席當時提的是應(yīng)該在全國搞民主，沒有什么反右派，沒有什么六條，沒有什么釣魚，都沒有。反右派是后來根據(jù)整風(fēng)運動中右派的乘機進攻的情況加上去的，是主席在這個問題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見補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誠地希望大家?guī)椭h整風(fēng)。主席說了，人們總是會有些不同的意見，就是有些不對的，也不要緊，不用怕。發(fā)表出來的文章把帶棱角的話都去掉了，這不是主席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全黨的意見。主席講話后，社會上出來那么多言論，其中有很多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也許主席就覺得自己講話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種上報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動，但改了的東西不如原先的好。胡喬木改的較多，以至于后來胡績偉就揭發(fā)說，胡喬木亂改主席講話。但據(jù)我所知，胡喬木改稿是根據(jù)主席綜合了黨內(nèi)其他同志的意見后提出的修改意見進行的，不是他自己亂改的。
戚本禹說他是“現(xiàn)場聆聽過全部講話”的。這不是事實。他沒有資格出席最高國務(wù)會議（擴大）。當時中直機關(guān)的干部（大概是十七級以上的）是在中直機關(guān)禮堂聽的講話錄音，秘書室的干部呂澄、李公綽、逄先知、沈棟年、王象乾都去聽了。戚也是那次去聽的。戚說：“當時聽完講話，講話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沒有保留下來原始講話文件�！逼荼居碛窒拐f了。毛主席當時只起草了一個講話提綱，供自己講話用的，根本就沒有印發(fā)什么“講話文件”。
《正處》問題，戚本禹把文章主要做在原講話記錄同后來正式發(fā)表的定稿有一些不同上面。他認為，原講話記錄是毛主席的真實思想，正式發(fā)表的定稿是主席受到上下左右人的影響，為了平衡各種力量和意見，違心地放棄了一些本來合理的主張�！傲鶙l標準”，是同意吸收不同意見補充上去的，而不是毛主席的意見。
戚本禹還說：毛主席的《正處》講話“造成這樣一個寬松的氣候，出現(xiàn)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本是好事。可是，黨內(nèi)高層一些人本來就怕這怕那，這個時候都在底下說毛主席不好。據(jù)我當時在辦公室聽到的情況，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他們就說，主席在最高國務(wù)會議講話，沒有經(jīng)過討論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黨內(nèi)后黨外，毛主席這次是先黨外后黨內(nèi)了，一樣的內(nèi)容，先在最高國務(wù)會議上講了，然后才在黨內(nèi)宣傳工作會議上講。他們攻擊毛主席違反程序，把黨弄得岌岌可危，把國家也搞亂了。黨內(nèi)有相當一部分人跟著他們這樣看、這樣說，埋怨主席不該放開，不該讓什么人都出來提意見……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變在最高國務(wù)會議上講的那個方針�！�
戚本禹含糊其詞地說是在辦公室聽說的，又不說出是聽誰說的，這樣就可以給自己造謠留下很大的空間。
毛主席關(guān)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思想淵源早已有之，而且首先在黨內(nèi)多次地講。遠的不說，就從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的《再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說起。這篇文章在寫作過程中，曾經(jīng)召開有中央領(lǐng)導(dǎo)人參加的九次會議進行討論，參加的人有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張聞天、陸定一等。在12月2日討論初稿的會議上，毛主席就提出了這篇文章的五個要點，第四點即為：“要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nèi)部矛盾是兩種性質(zhì)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針、不同的辦法，解決不同性質(zhì)的矛盾�！痹趺茨苷f《正處》的思想沒有在黨內(nèi)醞釀呢？毛主席當時確實是主張放的，想營造一個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他在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召集中央各報刊、中國作家協(xié)會等單位負責人開會，批評了教條主義。王蒙當時因?qū)憽督M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小說受到批評，毛主席為他解圍；毛主席還說批判胡適時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殺了，以后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指出只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等等。周恩來、鄧小平、胡喬木、胡耀邦、周揚出席了會議。這一連串會議的召開，不是先黨內(nèi)后黨外嗎？哪里存在什么“違反程序”的問題。說什么劉、鄧、彭“他們攻擊毛主席違反程序，把黨弄得岌岌可危，把國家也搞亂了”，這是造謠惑眾。當時，關(guān)于兩類不同性質(zhì)矛盾的理論及處理的方針、方法，黨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沒有人持反對態(tài)度。
戚本禹還說，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的《正處》，是“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等人根據(jù)毛主席的原始講話文件修改而來的”，還說什么“胡喬木改的較多”。戚本禹看過《正處》講話修改的過程稿嗎？怎么能這樣毫無根據(jù)地瞎說呢？根據(jù)檔案，《正處》講話是毛主席親自修改了十幾次、親自定稿的。怎么能把發(fā)表的《正處》說成是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修改的稿子呢？在檔案中保存的各次修改稿中，田家英沒有改過一個字，胡喬木只有一處文字性的修改，毛主席沒有采納，哪有什么“胡喬木改的較多”。陳伯達作了一些修改（由逄先知謄寫在稿子上），這些修改是根據(jù)毛主席征求來的意見，供毛主席參考的，取舍由毛主席決定。事實的真相就是如此。
戚本禹還假借江青之口，說他想要說的話�！痘貞涗洝分袑懙溃�
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島召開會議，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來江青對我說過：“主席這一個夏天都是悶悶不樂，我給他講青島的事，他都沒有心情聽。”我問，因為什么事。她說還不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wù)會議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結(jié)果弄得黨外進攻，黨內(nèi)不滿意。我在現(xiàn)場聽過主席的那次講話，也看到了那之后黨內(nèi)和社會上發(fā)生的種種事情，非常理解主席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wù)會議上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xiàn)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松的政治氣候。等這個氣候出來了，黨又把它消滅，還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報告來做成槍炮把它消滅。這不等于是讓毛主席自食其言嗎？……“裴多菲俱樂部”中國的確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制下去。這是一種黨內(nèi)外夾擊的復(fù)雜局面。群眾意見、民主黨派友好人士的意見以及右派的攻擊，其實還是好處理的，難的是黨的高層的批評意見不好處理。那時，劉少奇是黨內(nèi)已經(jīng)認可的接班人，鄧小平是毛主席親自點將到北京后不到兩年就擔任黨的總書記的，彭真雖然在延安時期就是很左的，但對于黨在延安時期的撥亂反正的貢獻是很大的，自那以來黨內(nèi)地位也很高。還有大批同志跟在他們后面，也一樣對毛主席講話有這樣那樣的埋怨。
1957年7月，黨中央在青島召開的工作會議，主要是討論整風(fēng)、反右、知識分子、農(nóng)業(yè)發(fā)展綱要等問題。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出席會議的還有政治局委員、一些省市委書記。毛主席主持會議。當時毛主席主要集中精力起草、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面征求意見，一面修改。在改出第十稿后批示鄧小平：“此是最后定稿，請你提交政治局批準。如有修改，請告知，如無修改，即可發(fā)出�！鼻鄭u會議期間，毛主席的工作是很忙的。他一面要主持會議，找有關(guān)的人談話，同時又要起草和修改文件。這就是當時的主要情況。怎么能說毛主席“悶悶不樂”呢？怎么又扯上《正處》講話了呢？
人們會問，戚本禹為什么編出這樣一篇謊言，而且特別把謠言造到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三位老一代革命家頭上，老是把他們?nèi)送飨瘜α⑵饋�？想想“文革”時期戚本禹得勢那當兒的情況，就不難回答。戚本禹是靠大批判起家的。他批判、批斗最厲害的，就是這三位領(lǐng)導(dǎo)人。戚本禹至死不悔，繼續(xù)傷害他們，造他們的謠言想以此證明，他當年的大批判、亂批斗是對的，為他自己翻案。
從上述戚本禹的一系列“回憶”中，人們會感到很奇怪。一個掌握“文革小組”實際大權(quán)的江青，一個搞極“左”大批判的急先鋒戚本禹，怎么忽然都“開明”起來了，說什么毛主席《正處》的原來講話，造成一種寬松的氣候，出現(xiàn)了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是好事；什么毛主席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xiàn)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松的政治氣候；什么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制下去，等等。說得多么好聽啊！請問戚本禹，這些話，不管是你自己的，還是借江青之口說出來的，怎么在“文革”中連一點影子都看不見呢？那時，全國被你們這些人搞得萬馬齊喑，人人自危，哪里有什么“雙百”方針，哪里有什么寬松的政治氣候。
戚本禹對《正處》前后兩稿作對比，說到底就是為了“揭示”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同志與毛主席的對立。講話稿才是毛主席的思想，而定稿塞進了劉少奇等同志及黨內(nèi)一些人的東西。這是戚本禹制造這些謊言的用意所在。
《正處》從講話到正式發(fā)表，時隔近四個月。自始至終是毛主席在親自動手修改，并廣泛征求黨內(nèi)意見，歷時55天，共改13稿。這中間中國政治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極少數(shù)右派分子以為時機已到，向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毛主席的思想也發(fā)生了重要變化，這個變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對《正處》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進了強調(diào)階級斗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同原講話精神不協(xié)調(diào)的論述。關(guān)于評判政治思想戰(zhàn)線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就是毛主席修改《正處》講話過程中，于5月25日親筆加上去的，這是在他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fā)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別人強加于他的。當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齊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請?zhí)镉诮裎绱蚯鍢有Ｕ幌�。”毛主席所說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條政治標準”。至于修改過程中廣泛征求意見，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強調(diào)的。征求意見的范圍也是他親自定的，包括：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當時在京參加會議的各省市自治區(qū)負責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繩、鄧力群。
應(yīng)當說，毛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wù)會議上的講話，是很精彩的。經(jīng)他親自修改的正式發(fā)表稿，保持了原講話的主題、原講話稿的基本內(nèi)容和基本框架，理論形態(tài)更加完備，思想內(nèi)容更為豐富，邏輯結(jié)構(gòu)和文學(xué)表述更加嚴謹，是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墩帯肺樟思w智慧，但它完全是屬于毛澤東的，所謂“毛主席違心地放棄了一些本來合理的主張”云云，都是別有用心的胡說。（待續(xù)）
（來源：《炎黃春秋》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