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1961年中央調查組浙江調查
1961年田家英帶領的中央調查組赴浙江調查，是全黨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黨的經濟政策的調整，扭轉農業(yè)局勢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這是我黨重視農村工作、重視調查研究的一個縮影，也是田家英一心為民、實事求是精神的真實寫照，為我黨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重要啟示。
浙江調查，提出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建議
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全國農村掀起了以興修水利，積肥為中心的農業(yè)生產建設高潮，工業(yè)方面的發(fā)展也大大超過了預計的速度�？茖W、文教、衛(wèi)生都有較大的發(fā)展。但是，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才剛剛開始，經驗不足，對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還認識不清，黨內一些主要領導同志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識的作用，輕率地發(fā)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1959年開始，黨中央著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時，又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使得有待糾正的錯誤繼續(xù)發(fā)展，生產力遭到很大的破壞，最終造成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
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覺察到國內存在的嚴重情況后，及時采取了一些糾正措施。1960年11月3日，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解決對農業(yè)生產破壞極大的“五風”（“共產風”、浮夸風、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問題，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恢復農業(yè)生產。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作出了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有關決定。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作了關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講話。他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fā)。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即派出三個調查組分赴湖南、浙江、廣東農村進行調查。時任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組織中央調查組到浙江開展調查。調查組按照毛澤東“抓兩頭”的調查方案，經與中共浙江省委商量，決定在嘉興選一個差的生產隊即嘉興縣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現(xiàn)屬于嘉善縣），在桐廬縣選一個好的生產隊即東洲公社五星生產隊（現(xiàn)屬于杭州市富陽區(qū)），調查的重點是：1.公社化以后幾年來的情況和問題；2.整社以后干部問題的具體調查分析；3.“十二條”貫徹落實后群眾的反映。
調查組在田家英的領導下，進行了為期10天深入細致的調查后，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基本掌握了和合、五星生產隊的情況。2月6日，田家英在對情況綜合分析后，向毛澤東主要反映三個問題：第一，和合生產隊水稻畝產通常400斤以上，1960年減產至291斤，主要是由“五風”造成的；第二，生產規(guī)模過大，這個生產隊下轄11個生產小隊；第三，社員對食堂普遍不滿。田家英深感農村干部違法亂紀，強迫命令成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無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群眾也缺少一個章程以監(jiān)督干部，抵制他們的瞎指揮和強迫命令。于是，田家英在匯報中建議中央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毛澤東在聽取田家英等人的匯報時，還多次找浙江省委領導談話，他就糾正“五風”問題、退賠問題、生產隊規(guī)模問題、體制問題、自留地問題、食堂問題、干部問題提出許多重要意見，并且采納田家英的建議，準備起草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1961年3月，黨中央在廣州召開會議，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yè)六十條”。用毛澤東的話來評價：這是公社化以來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來一起討論和解決農業(yè)問題。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到“條例”由來時介紹說：“制定農村工作條例，我是聽了誰的話呢？就是聽了田家英的話，他說搞個條例比較好，我在杭州的時候，就找了江華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們商量一下，搞個條例有必要，搞條例不是我倡議的，是別人倡議的，抓住這個東西來搞�！�
1 9 6 1 年中央調查組在浙江調研，左一田家英、右前一林乎加
在浙江的試點，為“農業(yè)六十條”草案修改提供了科學依據(jù)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廣州會議后，田家英于3月26日回到杭州，繼續(xù)領導中央調查組對“農業(yè)六十條”的試點和討論工作。在浙江省委的配合下，中央調查組又先后到嘉興縣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桐廬縣東洲公社五星生產隊和嵊縣、柯橋、蕭山臨浦等地進行“農業(yè)六十條”的試點和調查。4月20日，毛澤東親臨浙江指導調查組的工作。毛澤東根據(jù)中央調查組的調查情況，詢問浙江省委領導，群眾對食堂還有什么反映，并要求省委領導和中央調查組再做深入調查。
在對全國農村廣泛的調查研究、征求意見的基礎上，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修改廣州會議提出的“農業(yè)六十條”。修改的核心是調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關系和分配關系。一是取消供給制；二是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愿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實際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經過半年多的反復調查研究，充分醞釀，供給制、公共食堂這兩個關系到億萬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問題，終于徹底得到解決。由于“農業(yè)六十條”修正草案仍然規(guī)定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所有權與分配權的矛盾還是沒有解決—土地、耕畜、勞動力歸生產隊所有，而分配原則是以大隊為核算單位。這正是毛澤東一直在思考而始終未下決心的問題。因此，毛澤東又繼續(xù)到各地調查，同年10月7日，中共中央發(fā)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地、縣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內，進行研究并下鄉(xiāng)試點。同時，毛澤東再次派田家英專門就這個問題進行調查。
這次調查結束后田家英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草案，中共中央于2月13日下達執(zhí)行。
1 9 6 1 年3月的廣州會議，主席臺左三為田家英
實事求是，堅持真理，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中央調查組浙江調查之所以取得成效，與調查組成員實事求是、勇于負責的品質和踐行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分不開。
據(jù)當年調查組重要成員逄先知說：田家英對人民，特別是對廣大的貧苦農民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這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他關心群眾生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二是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這兩個基本點，也貫穿在他在浙江調查和“農村六十條”試點工作的全過程。田家英認為是否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是衡量問題的唯一標準，在他看來凡是不符合人民群眾的政策、路線、做法等都是調查的內容，都要實事求是向黨中央反映。逄先知回憶了調查過程中的一件小事：富陽縣環(huán)二生產隊本來不是調查對象，可是有一天，在五星生產隊調查的同志路遇一個衣衫襤褸的小青年在乞討，看他饑不可忍，就將其帶到駐地，給他粥喝。了解到他是環(huán)二生產隊人，他向調查組訴說了環(huán)二許多農民外出逃荒討飯，甚至餓死人等嚴重情況。田家英知道后，建議調查組轉移到環(huán)二生產隊去調查。經調查，這個隊靠近富春江，自然條件比較優(yōu)越，1956年以前曾經是富陽縣的農業(yè)先進單位，1958年成了落后隊。這個隊已經連續(xù)幾年鬧糧荒，不少人逃到江西。好多農民得了浮腫病，有的已經餓死。田家英心情沉痛地說：“我走過多少農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慘象�！碑斔愤^農戶裘章金家時，看到堂前點著香，供著牌位，就進去詢問。原來這位14歲的少年死了父親，生活很困難，連買鹽的錢也沒有。田家英就叫人買了兩斤鹽送去，并親口嘗了他家的糠團子。調查組隨后召開了集縣委負責人、管理區(qū)全體黨員、生產隊長、小學教師和社員代表等參加的大會。田家英在會上作了激動人心的講話。他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使大家挨餓了，對不起各位父老。共產黨員看到這種情況是很痛心的……”說到這里，他淚流滿面，喉嚨也哽住了。會上他對幾個違法亂紀、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干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教育，表示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勤務員，人民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人民的疾苦就是我們的疾苦，我們一定要將這里的情況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他還說：“目前的困難總是可以克服的，總是有辦法克服的，我相信會好起來的�！碧锛矣⒌牡絹砗椭v話，成為這個生產隊的轉折點。在縣委的領導下，加上調查組的協(xié)助，這個大隊很快恢復了生機。
1 9 6 0 年3月，田家英（左）與逄先知
參與浙江調查全過程的逄先知最深的體會是“做好調查研究，要不帶條條框框、沉下心，深入到群眾中，獲取第一手資料”。據(jù)逄先知回憶，當時下去調查，發(fā)現(xiàn)問題并不難，實在是問題成堆，俯拾即是。但是要說容易，也并不那么容易。關鍵在于能不能沖破思想束縛，有沒有提出問題的勇氣。當時經過“反右傾”運動，大家的思想被束縛得緊緊的，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一些問題明知不對，也不敢說，也有一些則是把錯誤的誤認為是正確的。田家英根據(jù)當時的客觀形勢，向全體調查人員提出要求，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他說，調查研究有兩種：一種是科學態(tài)度的調查研究，一種是主觀主義的調查研究。我們主張科學態(tài)度的調查研究，這就要了解實情且要如實反映，而主觀主義的調查研究，比不調查更可惡，因為它是摘取片斷的材料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或者是迎合上級，不敢講真話。他針對當時基層干部和部分群眾還有些顧慮的情況，提出調查的指導思想：“打開腦筋，敢于發(fā)現(xiàn)問題”。他擬了一副對聯(lián)，作為調查組的工作守則，上聯(lián)是“同吃同住不同勞”，下聯(lián)是“敢想敢說不敢做”。還有兩句話“同心同德，憂國憂民”。為什么不講同勞動呢？當時正值冬閑季節(jié)，調查工作又很緊張，搞“同勞動”，勢必流于形式，進而影響調查。但在生活上，田家英對調查組同志要求十分嚴格，不搞特殊。所謂“敢想敢說”，就是要打破思想框框。在調查組內部不設禁忌，什么話都可以說，什么意見都可以提。所謂“不敢做”，是指對外特別是對當?shù)毓ぷ�，有意見要通過組織向省委領導反映，不準在下邊指手畫腳，隨意指揮，以免干擾地方工作。田家英還要求調查組的同志相信群眾和干部，體諒他們的困難，耐心教育、幫助他們，商量辦事，排除干擾，做深入細致的調查。比如，在富陽五星大隊調查時，僅糧食一項，畝產到底多少？村干部、社員等說法不一，調查了一周仍摸不清底細。田家英和調查組同志分別找會計、倉庫保管員、生產隊員和支部書記談心，會計拿出了第二本賬，大家才交了底、說出了實情。事實的真相是自上而下地層層提高指標逼著下面虛報，大家認識到浮夸風的危害是逼著人說假話，使上下級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建立在虛假的基礎上。
在五星大隊調查食堂問題的座談會上，盡管鼓勵群眾將心里話說出來，但還是沒有人敢直言。座談會后，一位在食堂工作的婦女向調查組反映了食堂存在的問題。調查組聽后，又到食堂里去調查，到社員家里去訪問，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群眾對食堂的意見與看法比較一致。一是辦公共食堂時，搞“一平二調”，無償調用社員家里的炊具、桌凳，家畜家禽無償集中飼養(yǎng)，部分自留地也沒收作食堂菜地，影響了家庭的副業(yè)收入。二是食堂飯菜不對胃口，生活不方便，壯勞力吃不飽，老人小孩病人又難以照顧。三是難管理，漏洞多，個別干部有些私心，多吃多占，部分食堂人員開小灶，小偷小摸，糾紛增多。四是食堂浪費糧食。另外，食堂不利于社員以豐補歉，“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飽飯”，結果吃過了頭，造成缺糧，人均定糧步步下跌。
調查組整理了群眾對公共食堂的意見，向田家英如實做了匯報。剛聽到食堂應該解散的建議，田家英十分吃驚，有些難以置信。2月初，田家英又到五星大隊連續(xù)開了幾次座談會，深入群眾作調查，感覺到食堂弊病很多，群眾確實不滿，認為調查組掌握的情況屬實，材料是正確的，遂贊成他們的意見。
中央調查組與浙江人民結下深厚的感情
田家英帶領的中央調查組在浙江的調查，從1961年1月23日開始到5月3日結束，歷時100天。調查組成員在農村與群眾同吃同住，講解黨的政策，為群眾解決最迫切的問題，使民心黨心聯(lián)系更加緊密，在國民經濟遭遇嚴重困難的境況下，人民群眾始終與黨同心同德，共渡難關。此過程中，中央調查組成員也與浙江人民結下了深厚感情。
1962年春節(jié)，田家英回去給村民拜年，村民們激動萬分，至今難以忘記。1965年12月，毛澤東召集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等到杭州為幾部馬克思經典著作寫序言。其間，趁主席到上海之際，田家英和逄先知又跑到當年調查的點去，舊地重游，當他們看到農民家里稻谷滿倉、雞羊成群，嘉興百分之九十以上農田實行電力排灌時，一種難以抑制的激情充滿心田。
2 0 世紀60年代的田家英
中央調查組在調查研究和制定“農業(yè)六十條”中所作的貢獻，對黨中央糾正1958以來農村工作中的錯誤，扭轉當時農業(yè)的困難形勢甚至國民經濟的局勢起到重要作用。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農村仍然能夠保持相對的穩(wěn)定，這同“農業(yè)六十條”的作用是分不開的，與毛澤東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是分不開的。60多年過去了，時代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已經邁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進一步深化了調查研究的思想，賦予了調查研究以時代意義。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在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征程中一定會繼續(xù)發(fā)揮光和熱。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黨史和文獻研究室《足跡》雜志原主編，一級調研員）
（來源：《百年潮》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