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時期毛澤東對報刊工作的思考和指導

報刊工作是黨的思想宣傳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戰(zhàn)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黨的報刊工作有了長足進步。據不完全統(tǒng)計，僅 1937年到 1939年，華北四大抗日根據地的報刊就有 330種之多。報刊成為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動員廣大民眾、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要輿論陣地。

毛澤東非常重視報刊工作，明確指出報刊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箲�(zhàn)時期，毛澤東對黨的報刊工作進行了深入思考，并多次對如何做好報刊工作給予指導，這些思考和指導對于我們今天做好相關工作，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要把報刊工作 “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

報刊工作對黨的事業(yè)具有重大意義。毛澤東指出，“報紙是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與數十萬的群眾聯系并影響他們，因此，把報紙辦好，是黨的一個中心工作”。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論，明確把報刊工作看作是文化工作和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一定的文化 ……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因此，從這樣的角度看，報刊工作既是黨的文化工作的重要內容，又是推動政治和經濟工作的重要方式和有力武器。

1944年 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應該把報紙拿在自己手里，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反映政治、軍事、經濟并且又指導政治、軍事、經濟的一個武器，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一個武器。要以很大的精力來注意這個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進步�！薄艾F在要各機關首長負責，把報紙當做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我們有很多的政治、經濟工作，如果辦好報紙，就可以使這些工作做得更好。”他還以改版后的《解放日報》為例，說明報刊工作的重要意義。他指出，陜甘寧邊區(qū)是一個人口稀少而又地域遼闊，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地方，沒有報紙，要想順利地開展工作是相當困難的，而“有一個《解放日報》，就可以組織起整個邊區(qū)的政治、文化生活”。

毛澤東還多次對充分利用報刊推動各項工作進行具體指導。1942年 3月，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毛澤東提出，“利用《解放日報》，應當是各機關經常的業(yè)務之一。經過報紙把一個部門的經驗傳播出去，就可推動其他部門工作的改造……必須要好好利用報紙”。9月15日，毛澤東在關于報紙和翻譯工作問題給凱豐的信中指出，中央各部門同志要進一步提高“利用報紙做工作”的意識，必須“把報紙看作自己極重要武器”。9月 22日，《解放日報》發(fā)表社論《黨與黨報》。社論指出，“積極使用報紙，是一個大問題，是改進工作的重要一環(huán)，這是我們全黨都要注意的問題”，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與各個工作部門，必須充分利用報紙宣傳解釋黨的方針政策，充分利用報紙開展工作與檢查工作。1943年 3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報紙是很重要的一種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報紙，要有一半的時間用在報紙上”。顯然，毛澤東把報刊看作是黨宣傳政策、推動工作的重要途徑和工具，是領導干部必須充分重視并加以運用的重要工作抓手。因此，做好報刊工作，對于推動黨的各項工作均有著積極意義。

二、報刊工作要“完全符合于黨的政策”

堅持黨性原則，堅持黨報黨刊姓黨，是黨的報刊工作的根本原則。黨的報刊工作，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必須服務于黨的工作大局，符合于黨的方針政策�？箲�(zhàn)時期，毛澤東非常重視黨報黨刊堅持黨性原則的問題，始終強調黨的報刊宣傳必須服從于黨的工作和黨的政策。

（一）報刊工作要服務于黨的工作大局。報刊工作是黨的工作的組成部分，必須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和工作大局。1939年 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fā)刊詞》中提出，創(chuàng)辦《共產黨人》的目的，就是“幫助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明確指出《共產黨人》的使命就是服務于黨的建設這一偉大工程。1940年 2月，他在《〈中國工人〉發(fā)刊詞》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任務，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階級壓迫，推翻它們的統(tǒng)治，創(chuàng)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中國工人》的出版，就是為了這一個任務”。同月，在紀念延安《新中華報》改版一周年的文章中，毛澤東提出，《新中華報》第二年的政治方向，“就是強調團結和進步，以反對一切危害抗戰(zhàn)的烏煙瘴氣，以期抗日事業(yè)有進一步的勝利”。這一政治方向與黨在 1939年抗戰(zhàn)兩周年紀念時提出的“抗戰(zhàn)、團結、進步”的方針是完全一致的。

1941年 5月，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發(fā)刊詞》中又提到了報刊的使命問題。他指出，《解放日報》要服從于黨的事業(yè)，因此，“本報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這是我們黨在抗戰(zhàn)時期開展的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全黨性質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實踐活動。運動期間，報刊作為重要的工具和平臺，成了黨開展思想教育的重要渠道。

1941年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決定，《解放日報》自 9月 16日起由兩個版面擴大為四個版面，同時在內容上增加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方面的宣傳。1942年 4月，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指出，要利用《解放日報》等報刊把整風的宣傳教育材料廣泛地傳播出去。他認為，在整個世界都處于戰(zhàn)爭的形勢下，戰(zhàn)爭消息肯定要有，但可以少刊載一些，而宣傳教育材料則應多刊載一些。在整個整風運動期間，黨報黨刊在宣傳黨的相關政策和具體開展整風工作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抗戰(zhàn)時期黨的報刊工作服務于黨的事業(yè)的一個生動例證。

（二）報刊宣傳要服務于黨的政策。抗戰(zhàn)時期，黨的方針政策隨著形勢變化而調整，黨的報刊工作必須與黨的政策保持高度一致。這一點比較突出地表現在黨同國民黨開展團結與斗爭、努力維護抗戰(zhàn)大局方面。

在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在日本的誘降政策下開始更加明目張膽地破壞統(tǒng)一戰(zhàn)線，制造摩擦。中國共產黨既從抗戰(zhàn)大局出發(fā)對國民黨努力爭取團結，維護統(tǒng)一戰(zhàn)線，同時又對其發(fā)動的摩擦行為和反共高潮予以堅決回擊。在這樣的情況下，黨的報刊工作就必須及時跟蹤黨的方針政策變化，以確保正確有效地服務于黨的事業(yè)大局。

1938年 10月，抗戰(zhàn)剛剛進入相持階段，毛澤東就深刻指出，在新的抗戰(zhàn)形勢下，“全民族的第一個任務，在于高度發(fā)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觀情緒，堅決擁護政府繼續(xù)抗戰(zhàn)的方針，反對任何投降妥協的企圖，堅持抗戰(zhàn)到底”�！盀榇四康模�必須動員報紙、刊物、學校、宣傳團體、文化藝術團體、軍隊政治機關、民眾團體，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線官兵、后方守備部隊、淪陷區(qū)人民、全國民眾，作廣大之宣傳鼓動，堅定地有計劃地執(zhí)行這一方針，主張抗戰(zhàn)到底，反對投降妥協，清洗悲觀情緒，反復地指明最后勝利的可能性與必然性，指明妥協就是滅亡，抗戰(zhàn)才有出路，號召全民族團結起來，不怕困難，不怕犧牲，我們一定要自由，我們一定要勝利，用以達到全國一致繼續(xù)抗戰(zhàn)之目的�！�

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fā)動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以抗日大局為重，在軍事上嚴守自衛(wèi)，在政治上堅決反擊，通過公布大量事實揭露了國民黨破壞抗戰(zhàn)的陰謀，并在各方進步力量的支持下最終迅速擊退國民黨的這次反共高潮。在擊退國民黨反共高潮后，中國共產黨又從維護抗戰(zhàn)大局出發(fā)，注意緩和針對國民黨的宣傳斗爭。

1942年 9月，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華中局代書記、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的電報中指出，局勢開始轉向恢復國共兩黨談判，促成雙方關系好轉，進而恢復新四軍合法地位，以便團結抗戰(zhàn)的時期。毛澤東要求抓緊對蘇北報刊的指導，“務使它們的宣傳服從于黨的當前政策”。

然而，1943年春開始，國民黨頑固派又發(fā)動第三次反共高潮，并借 5月共產國際解散之事發(fā)動宣傳攻勢，要求解散共產黨，并鼓吹法西斯主義。對此，中國共產黨予以堅決的批駁和回擊。1943年 7月至 10月，毛澤東就運用輿論宣傳反擊國民黨頑固派多次作出指示，并特別強調要發(fā)揮報刊的作用，指示《新華日報》《群眾》等報刊應“多登載反法西斯主義文章，以開展思想斗爭”。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決反擊下，加之國內外輿論普遍要求國共合作、共同抗日，1943年 9月中旬后，國民黨的反共宣傳明顯趨弱，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高潮及輿論攻擊被擊退。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及時指示相關報刊，“暫時停止登載揭露國民黨的言論，以示緩和，看一看國民黨是否有政治解決及緩和時局的趨向”，同時要求新華社停發(fā)“揭露國民黨的稿件”，以努力維護團結抗戰(zhàn)的大局。

（三）提高黨領導報刊工作的水平。報刊是黨的喉舌，要充分發(fā)揮報刊服務于黨的事業(yè)和政策的作用，必須加強黨對報刊工作的領導，努力提高黨領導報刊工作的水平，特別是提高黨的報刊工作人員的政治素養(yǎng)和紀律意識。1942年 10月 28日，針對各地在宣傳領域發(fā)生的一些不適合黨的政策的事件，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指出，“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對當地通訊社工作及報紙工作注意甚少，對宣傳人員及宣傳工作缺乏指導，尚不認識通訊社及報紙是革命政策與革命工作的宣傳者組織者這種偉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領導人員的很多工作應該通過報紙去做”。他要求各地盡快“改正過去不討論新聞政策及社論方針的習慣，抓緊對通訊社及報紙的領導，務使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于黨的政策，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要“拿《解放日報》所發(fā)表的關于如何使報紙增強黨性的許多文件去教育我們的宣傳人員，克服宣傳人員中鬧獨立性的錯誤傾向”。同日，他還在給中央晉綏分局書記林楓的電報中強調，“整個通訊社及報社的新聞政策及社論方針，分局必須經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們的宣傳完全符合于黨的政策”。

三、黨的報刊要堅持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谷諔�(zhàn)爭時期，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強調共產黨要“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這一要求，也貫穿于毛澤東對做好黨的報刊工作的思考和指導之中。

（一）在報刊工作中必須堅持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調查研究是實事求是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們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毛澤東指出，“做宣傳工作的人，對于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報刊應多發(fā)表進行扎實調查研究的文章，倡導實事求是的文風。他明確反對那種“不調查，不研究”，直接提筆“硬寫”的做法，認為那是很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

1941年 9月14、15日，《解放日報》刊載了時任陜甘寧邊區(qū)黨委秘書長高克林撰寫的調查報告《魯忠才長征記》。該文是高克林深入實踐進行調查研究的結果，記述了魯忠才帶領運輸隊去陜甘寧邊區(qū)所屬的“三邊”（安邊、靖邊、定邊）地區(qū)進行長途運鹽的事跡。毛澤東專門為該文寫了按語，指出“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高克林同志的這篇報告是在一個晚上開了一個三人的調查會之后寫出的。他的調查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 。他認為，該文是堅持調查研究、反映實際情況的典范，與那些下筆千言卻離題萬里的文章，以及夸夸其談徒有形式的文章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值得大家認真學習。

（二）報刊要堅決反對主觀主義、反對黨八股。報刊的工作是宣傳，但宣傳的基礎是事實。報刊靠事實說話，就要堅決反對一切不切實際的主觀主義和黨八股。黨八股是一種脫離實際、華而不實、形式主義的文風，是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1942年，毛澤東在著名的《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詳細闡述了黨八股的八條罪狀，其中就包括“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等。他指出，黨內一些人寫文章喜歡長篇大論，但是僅有形式，沒有內容，好比是懶婆娘的裹腳，又臭又長，這種言之無物的長文章是首先必須清除干凈的。他呼吁，“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942年 3月，中央宣傳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了《為改造黨報的通知》，其中指出，“各地黨報的文字，應力求通俗簡潔，不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眾也可以看”。這就把反對黨八股的要求進一步具體化了。

（三）報刊要多宣傳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毛澤東指出，黨內有些人，“自以為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卻不努力宣傳唯物主義，聽了或看了主觀主義的東西也不想一想，也不發(fā)議論。這種態(tài)度不是共產黨員的態(tài)度”。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唯物辯證法”，“報紙上要多登文章，獎勵辯證唯物論的文章，反對主觀主義的文章”。他還進一步要求在報刊工作中貫徹唯物辯證法，以擺脫主觀主義影響。他認為，對于復雜的情況，不能很好地堅持唯物辯證法，不去進行深入的分析與研究，作出的結論就會過于簡單化，不是絕對肯定就是絕對否定。“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yǎng)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后應該改善這種狀況”，而改善的辦法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于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

四、辦好報刊要依靠全黨和廣大群眾共同努力

黨的報刊工作是黨的事業(yè)的一部分，需要全黨努力；黨的報刊工作為了群眾，也要充分依靠群眾。毛澤東認為，做好報刊工作既要依靠全體黨員共同努力，又要踐行群眾路線，緊緊依靠群眾把報刊辦好。

（一）堅持“全黨辦報”。為了推動黨的報刊工作發(fā)展，毛澤東強調，要動員全黨參加報刊工作。1942年，《解放日報》社論《黨與黨報》指出，“不但黨報的上級機關……有責任與報紙發(fā)生最密切的關系，供給黨報以各種指導、材料、文章和意見等，而且黨的各級機關，各級組織，以至于每個黨員，都對黨報負有責任”。這種責任是什么？就是經常閱讀黨報，包括學習討論黨報上的重要文章與談話；幫助黨報開展編輯與發(fā)行工作，包括幫助黨報組稿，參加黨報通訊，積極推銷黨報等。

毛澤東認為，發(fā)動全黨同志參與辦報，黨報才能真正成為黨的報紙，否則，黨報或多或少只是報館同人自己的報紙。他還以墻報為例，指出墻報也是一種報，如果一個伙食單位有一百個人，便可以出一份墻報，“這樣來辦報，全邊區(qū)可以有千把種報紙，這叫做全黨辦報”。

毛澤東還積極動員黨的領導干部多多給報刊寫稿，支持報刊工作。1941年 5月，在關于出版《解放日報》的通知中，毛澤東要求中央領導同志和黨的重要干部為《解放日報》寫社論。9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又指出，“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給《解放日報》寫文章，解釋黨的政策，介紹工作經驗，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反映實際領導工作的機關報”。1942年 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針對《解放日報》工作指出，報社應出題目分配給中央領導同志寫社評與專論，同時“中央各部委應組織自己的新聞，要寫新聞稿、評論稿”。1942年 9月，《解放日報》由兩個版面擴充為四個版面后，經常出現稿件不足的情況，尤其是理論性比較強的第四版。對此，毛澤東親自擬定《解放日報》第四版征稿辦法，請鄧發(fā)、彭真、吳玉章、蔡暢、范文瀾等人負責組稿，每人每月從 5000字到 12000字不等。他還特別要求，“各同志擔負征集之稿件，須加以選擇修改，務使思想上無毛病，文字通順，并力求通俗化”。

（二）報刊工作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zhàn)斗力的重要傳家寶。面向群眾、依靠群眾，既是我們黨的報刊工作的重要原則，也是辦好報刊的重要方法。黨的報刊工作，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上，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報道和宣傳人民群眾的事跡，努力地為人民服務。

1942年 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當時《解放日報》存在的問題指出，“報紙要以自己國家的事為中心”。他批評《解放日報》發(fā)布的國內外資產階級通訊社的新聞太多，而對我黨的政策和群眾的活動疏于宣傳。他要求，《解放日報》的宣傳重點應該是中國抗戰(zhàn)、我黨政策、根據地建設、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與斗爭實踐。1944年 10月，毛澤東到延安清涼山中央印刷廠禮堂看望《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的全體工作人員時，勉勵大家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把《解放日報》和新華社辦好。

廣大人民群眾是推動黨的報刊工作的重要力量。做好黨的報刊工作，必須緊緊依靠群眾，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毛澤東認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依靠群眾的智慧推動工作，是做好黨的報刊工作的重要法寶。1940年 2月，毛澤東在《〈中國工人〉發(fā)刊詞》中指出，“一個報紙既已辦起來，就要當作一件事辦，一定要把它辦好。這不但是辦的人的責任，也是看的人的責任�？吹娜颂岢鲆庖�，寫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歡喜什么，不歡喜什么，這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使這個報辦得好”。這實際上就是倡導廣大人民群眾對報刊工作提出要求和期望，幫助報刊改進工作。

1942年 3月，他為《解放日報》寫了“深入群眾，不尚空談”的題詞，希望新聞工作者切實深入群眾，了解群眾實際，報道群眾經驗。同月，毛澤東還提出，“《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及各抗日根據地的報紙刊物，應吸收廣大黨外人員發(fā)表言論，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都有機會在我黨黨報上說話，并盡可能吸收黨外人員參加編輯委員會，使報紙刊物辦得更好”。

1943年 3月，《解放日報》通過改版更加貼合群眾需求后，毛澤東予以表揚：“《解放日報》自去年四月改版后有進步，摸到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報紙材料的來源就無窮了”。1944年 12月底，毛澤東在給晉綏邊區(qū)《抗戰(zhàn)日報》的指示中要求，《抗戰(zhàn)日報》“是給晉綏邊區(qū)人民辦報，應根據當地人民的需要（聯系群眾，為群眾服務），否則便是脫離群眾，失掉地方性的指導意義”。毛澤東的這些指示和要求，基本精神就是要求黨的報刊踐行群眾路線，廣泛及時反映群眾的意志與呼聲，匯聚群眾的力量，依靠人民群眾來推動工作，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服務。

抗戰(zhàn)時期，毛澤東從抗戰(zhàn)全局和黨的工作大局出發(fā)，對黨的報刊工作進行了深入思考，并對如何做好具體工作給予了多次指導。這些思考和指導，不僅在當時為黨的報刊工作更好地服務于黨的事業(yè)、服務群眾提供了重要遵循，而且為今天我們充分認識報刊工作的重要意義，更好發(fā)揮報刊作用，進一步做好思想宣傳工作，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作者：曹明臣，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