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后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

從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期間，中國涌現(xiàn)出了許許多多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和杰出代表。他們是一個英雄群體，猶如璀璨群星，光華奪目。而李達和瞿秋白當屬這絢麗群星中耀眼的兩顆。

“理論界的魯迅”——李達

在上海老成都北路7弄30號一個小弄堂里，有一棟一樓一底的青紅磚相間砌成的石庫門房屋。這里曾經(jīng)是我黨第一個秘密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的社址，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址。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之一李達。在黨的一大上，李達當選為中央局分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1921年9月1日，李達依據(jù)中共一大關于宣傳工作的決議，在上海正式創(chuàng)辦了人民出版社，開始系統(tǒng)地編譯馬克思主義著作。

為避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搜查和破壞，便于在上海秘密出版發(fā)行，李達采取了以假亂真的方式出版書籍，特意把社址寫成“廣州昌興馬路26號”，出版物封面上的標注為“廣州人民出版社”。李達后來回憶說：當時廣州是孫中山領導的根據(jù)地，人民出版社為確保安全，編輯的書籍標明由“廣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寫作“廣州昌興馬路26號”，使敵人無法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進行查禁。

經(jīng)李達的具體籌劃，人民出版社擬訂了內(nèi)容豐富的出版計劃，準備推出“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譯，即共產(chǎn)主義）叢書”11種，其他理論書籍9種，以使全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nèi)容及其產(chǎn)生發(fā)展的全貌有一個系統(tǒng)了解。

由于當時環(huán)境十分險惡，加上物質條件匱乏，李達擬定的出版計劃未能全部實現(xiàn)。但還是編輯出版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宣傳品，包括《共產(chǎn)黨宣言》《工錢勞動與資本》《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為避人耳目，陳望道翻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出版時署名陳佛突，取“望道”的譯名首字母V.T.而成化名陳佛突。《工錢勞動與資本》即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是第一次以單行本出版的另外一個新譯本。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和表達紅色革命的意圖，封面的書名用套紅印刷。此外，還出版了列寧的著作《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論無產(chǎn)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偉大的創(chuàng)舉》《蘇維埃政權的成就和困難》等，這些對于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大力傳播《國際歌》的第一人——瞿秋白

1920年10月，瞿秋白懷著為中國人民“辟一條光明之路”的遠大抱負，沖破重重阻擋，以《晨報》特約記者的身份前往蘇俄考察。經(jīng)過3個多月的艱難跋涉，于1921年1月到達莫斯科，成為最先去俄國尋求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先進知識分子。

在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他逐漸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有了深入了解，并通過對馬列主義的系統(tǒng)學習，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瞿秋白除擔任新聞記者外，還成為中共駐蘇俄的翻譯和東方大學中國班的教師。當時在東方大學讀書的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對瞿秋白講課時的熱心認真、誨人不倦印象深刻。

1921年7月6日，在瞿秋白的旅俄生活中，是一個永遠難忘的日子。這一天，共產(chǎn)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安德萊廳舉行，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出席大會。在會議的間歇，瞿秋白在走廊里遇見了列寧，得到了列寧簡短而親切的指導。列寧和藹可親的作風、深邃明確的思想給瞿秋白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2年底至1923年初，瞿秋白告別了莫斯科，回到了闊別兩年之久的祖國，以共產(chǎn)黨人的戰(zhàn)斗姿態(tài)參加國內(nèi)的革命實踐。

1923年夏天，瞿秋白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分配在黨中央宣傳部，擔任中國共產(chǎn)黨的機關理論刊物《新青年》主編。利用這個陣地，他譯介了大量列寧著作，熱情地傳播列寧主義，特別是列寧關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無產(chǎn)階級專政和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學說，深刻闡明了列寧主義的理論原則并致力于在中國的運用。與此同時，瞿秋白還在《向導》《布爾什維克》等黨的理論刊物上發(fā)表了大量傳播列寧主義的文章，成為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杰出傳播者之一。

瞿秋白一生致力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他翻譯介紹了馬恩列斯的很多著作，撰寫翻譯了多達500余萬字的著作、譯作和文章，從革命理論到文學作品，內(nèi)容十分廣泛，主題大都集中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蘇聯(lián)社會的介紹和研究上。

此外，瞿秋白還是在中國大力傳播《國際歌》的第一人。1923年初，瞿秋白回國后暫住在北京東城區(qū)大羊宜賓胡同堂兄瞿純白的家里。那時，《國際歌》在中國已有三種譯文，但由于譯文晦澀，并且也沒有附曲而無法傳唱。瞿秋白下決心重譯《國際歌》，讓它在中國廣泛流傳，成為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一首戰(zhàn)歌。剛好，瞿純白家有一架風琴，瞿秋白一邊彈奏風琴，一邊反復斟酌吟唱，每一句歌詞的確定都要反復推敲，直到順口易唱為止。他譯著唱著，譯到“國際”一詞時，他站了起來，在小屋里來回走動，不時地哼著，想著。在莫斯科的經(jīng)歷又一幕幕浮現(xiàn)在他眼前：那向往社會主義而來到蘇俄的各國無產(chǎn)者激動歌唱的聲音，那解放了的蘇俄人民幸福歡歌的聲音，以及他自己為追求真理而慷慨高歌的聲音，都匯集成氣勢磅礴、無往而不勝的雄渾壯麗的旋律，回蕩在他的耳際。他忽然停下腳步，若有所悟地走到琴邊，手指按在琴鍵上，有力地彈奏著《國際歌》的這一段。隨著琴聲清晰的節(jié)奏，他用不很高卻十分莊嚴的聲音唱出了：“英特納雄耐爾......”瞿秋白終于用音譯法解決了這個難題。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決定以《國際歌》作為國歌。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英勇就義。臨刑時，他昂首高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用歌聲向敵人宣布：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xiàn)！

（來源：《黨史信息報》2023年8月2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