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

傅高義著《鄧小平時代》

中國和西方只有達成更深的理解，雙方關系才能處理好，世界也才能變得更好。正是懷著這種責任感，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耗時十年，撰寫了一部聚焦1978年后中國轉型問題的著作——《鄧小平時代》，旨在促使西方民眾盡可能客觀地認識和理解中國的發(fā)展。2011年，該書英文版在美國甫一問世，便受到廣泛關注。2013年，簡體中文版在中國出版，許多評論者認為，這本書是“了解當代中國的必備著作”。

由于鄧小平及其所推進事業(yè)的世界性影響，許多外國政要和學者都從不同角度對鄧小平的經歷、思想等進行過深入研究�！多囆∑綍r代》基于扎實的中外文獻資料，充分運用采訪鄧小平家人、同事和多國政要等300多名受訪者的口述史料，對鄧小平一生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行全景式描述。在傅高義看來，“成百上千萬的中國人在這場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角色，但處在所有變化中心的人物是鄧小平”，鄧小平是“為轉型過程提供全面領導的總經理”。

“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文革”結束時，中國面臨著經濟和民生的困局。傅高義在書中描述：當時占人口總數(shù)80%的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40美元；技術水平仍然停留在1950年代；大量知識青年被迫下放農村，城市無法為他們提供就業(yè)。人們當時都在思考，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什么？黨和國家該何去何從？

傅高義認為，當時沒有人比鄧小平“更深入地思考過中國的舊體制到底出了什么問題，需要做些什么”。他在書中寫道，鄧小平認為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還是對經濟體系的過度控制導致了“失去活力的僵化”，所以“不改革就沒有出路”。然而，由于中國地區(qū)差異大，且有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不能照搬國外的整個制度……任何外來制度都不適合中國的特殊需要”。因此，鄧小平支持對經濟體制進行“漸進式改革”。

具體而言，鄧小平“堅持共產黨的權威”，堅信“只有中共能夠提供在中國進行穩(wěn)定統(tǒng)治所需要的忠誠、紀律和信念”，傅高義指出中國后來的經濟增長證明鄧小平在這一關鍵問題上的選擇是成功的。鄧小平還主張“步步推進，不搞‘大爆炸’（亦稱‘休克療法’）式的一步到位”，認為“突然放開市場將導致混亂”。對于改革過程中的一些爭議問題，鄧小平提出“不爭論，先嘗試，見效之后再推廣”。所以，從包產到戶到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或私營企業(yè)，鄧小平不是在強制推行這些做法，“而是讓地方開展這些實驗，讓其他地方按照自身條件加以采用”。正是在這種循序漸進的思路指引下，中國改革的表現(xiàn)要遠遠優(yōu)于蘇聯(lián)和東歐，做到了“既維持國家穩(wěn)定，又為社會松綁”，并成功推進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不斷走向深化。

“真正打開了國家的大門”

傅高義對鄧小平推進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功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無論是構建“天下秩序”的古代中國，還是飽受西方列強欺辱的近代中國，抑或是一度被迫“關閉中西交往大門”的新中國，積極有效參與全球事務的程度都比較有限，因此都不能算作一個完全開放的世界大國。直到鄧小平時代，中國政府的領導人“開始跟其他國家發(fā)展持久而積極的新型合作關系，從而使中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員”。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積極改善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中國與國際社會加強聯(lián)系，積極學習其他國家經濟轉型的成功經驗；成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開始在世界衛(wèi)生組織以及其他領域所有重要國際組織的活動中扮演積極角色”。同時，鄧小平時代的中國為了適應新的全球角色，努力進行著各種“接軌”，表現(xiàn)之一就是經濟特區(qū)的設立。傅高義寫道：“以經濟特區(qū)為起點，后來擴大到1984年開放的14個沿海城市的很多做法，開始向全國傳播”，這體現(xiàn)了對外開放局面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對經濟發(fā)展的影響不斷深化。鄧小平“堅定地相信中國必須從觀念到貿易都向外部世界全面開放”，并且“一直掌控著這個擴大開放的艱難過程”，這種程度的開放是在他之前的領導者沒有做到的。傅高義寫道：正是因為鄧小平的倡導和推動，中國“從亞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國。”

“為轉型過程提供全面領導”

傅高義認為改革開放是鄧小平及其同事找到的“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此途中，中國無論是“與世界的關系方面，還是它本身的治理結構和社會方面”，都發(fā)生了亙古未有的“結構性轉變”。這種轉變，是在歷史與現(xiàn)實、國際與國內、主觀與客觀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

1977年鄧小平復出時，中國很多高層領導人認識到“中國的科技大大落后于外國，中國亟須向西方學習。整個體制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并且，大量經驗豐富的黨員干部得到平反、重返工作崗位，他們愿意繼續(xù)“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為受過現(xiàn)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過渡”。此外，當時“有一個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其他國家愿意與中國分享資本、技術和管理，并歡迎中國加入國際體系”。

傅高義特別強調，即便當時具備這些有利條件，但“如果缺少一個強有力、能夠將國家團結起來并為它提供戰(zhàn)略方向的領導人……仍不足以讓這個巨大而混亂的文明轉變?yōu)楝F(xiàn)代國家”。鄧小平正是這樣一位領導人，他具有“權威、豐富的經驗、戰(zhàn)略意識、自信心、人脈關系和領導中國轉型所需的政治判斷力”。在當時，除了鄧小平之外沒有哪個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系列特質組合在一起”。因此，傅高義充分肯定關鍵歷史人物的獨特作用，他寫道：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成功轉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由鄧小平這個領導者個人塑造的”。

在書中，傅高義把鄧小平比喻成“為轉型過程提供全面領導的總經理”，這與我國社會各界關于鄧小平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的普遍認識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改革開放是一段“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歷程，不可能事先就有一張清晰、現(xiàn)成的藍圖，鄧小平如同一家大型企業(yè)的“總經理”，在選拔團隊、解決難題、制定目標等方面發(fā)揮重要領導作用。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也是一項需要“頂層設計”的宏大工程，鄧小平如同一位“設計師”先后提出“中國式的現(xiàn)代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步走”等概念命題和發(fā)展戰(zhàn)略。無論是“總經理”還是“總設計師”，都說明鄧小平對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影響極其深遠。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