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早期的俄文教育與中國共產黨首批留蘇干部的培養(yǎng)

【黨史鉤沉】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我國先進分子對俄國政治、經(jīng)濟及文學等方面的興趣陡增，希望學習俄文，以求直接了解研究鄰邦之狀況并尋求救國之路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劉少奇同志后來在自述中說，“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這個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沒有找到出路的人都驚醒了。特別是在中國，我們那時感覺到了亡國滅種的危險，但又不曉得朝哪里跑，這一下就有辦法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劉少奇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4頁）。而要研究俄國，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則必須懂俄文。在這樣的情況下，俄文教育得到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重視。

一

在創(chuàng)辦俄文學校的熱潮中，北京、湖南、上海值得關注。在北京，北大俄文系得以恢復。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張西曼后來說：“我與蔡元培、李大釗等發(fā)起社會主義研究會后，就企圖在北大恢復俄文系，立意在培植專材，充分介紹這新興革命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溝通兩國文化……蔡校長臨時接受了我們的主張、作了個英明的決定：成立俄文系”（張小曼編：《張西曼紀念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頁）。在湖南，由毛澤東同志等發(fā)起的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擬定發(fā)行俄羅斯叢刊、派人赴俄從事實際調查和勤工儉學等計劃，后雖因上海成立外國語學社而未再開設俄文班，但派遣了任弼時等六人前往學習。

上海的俄文教育是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直接領導下開展的。馬克思說，外語是人生斗爭的一種武器。對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時期的俄文教育來講，俄文不但是了解俄國之窗，更是通向俄國之路。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時期的俄文教育與選拔赴蘇留學干部密切相關。后來成為中共旅莫支部負責人之一的彭述之回憶，當陳獨秀從維經(jīng)斯基那里得知蘇俄政府將創(chuàng)辦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東方大學”）的決定后，立即委托楊明齋在漁陽里6號籌辦中國共產主義中央小組外國語學社，并以最緊急的方式當面或者寫信給杭州最有聲望的共產主義者陳望道、長沙早期黨組織創(chuàng)建人之一賀民范、北京共產主義者領導人李大釗，“可能還有其他若干他認識的、多少受其影響的接近馬克思主義者，要求他們以最快的速度讓盡可能多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們停止一切工作到上海來、為留學莫斯科做準備”（《覺悟漁陽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chuàng)建史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7頁）。陳望道和賀民范等說服自己的學生，一個青年共產主義者的主要責任和愿望就是去俄國，在十月革命英雄們創(chuàng)辦的學校里學習兩三年。

在這樣的情況下，上海外國語學社很快成立并以陳獨秀和楊明齋的名義租賃了上海漁陽里6號作為校舍，開展俄文干部培養(yǎng)工作。

1920年9月，上海外國語學社連續(xù)六天在《民國日報》上刊登招生廣告：“本學社擬分設英法德俄日本各班，現(xiàn)已成立英俄日本語三班。除星期日外每日每班授課一小時，文法讀本由華人教授，讀音會話由外國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從初步教起。每人選習一班者月納學費銀二元。日內即行開課，名額無多，有志學習外語者請速向法界霞飛路新漁陽里六號本社報名”（《民國日報》，1920年9月28日）。

外國語學社公開登報招生，名義上開設5個語種，但實際上開設的主要是俄文。蕭勁光回憶說，他們甚至把當時的外國語學社叫做俄文專修館。多數(shù)學生也并非見報而來，而基本是通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和青年團引薦而來，比如，汪壽華等是陳望道、俞秀松推薦的；任弼時和蕭勁光等是毛澤東和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推薦的；吳葆萼、蔣光慈等是陳獨秀介紹的。外國語學社不以商業(yè)盈利為目的，甚至還給予補貼。比如，任弼時和蕭勁光報到后，每人領到5元的生活費，用于每月衣食住的開銷（蔡慶新：《任弼時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

外國語學社由臨時中央副教育委員楊明齋擔任校長，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俞秀松擔任秘書，同時也在校攻讀俄文。

二

這一時期的俄文教育一開始便強調俄文學習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革命實踐的融合。在俄文教育方面，主要的教學目標是學習俄文，到蘇俄留學、學習蘇俄先進的革命理論與實踐經(jīng)驗。蕭勁光回憶說，“我們的學習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到俄國去，學習革命道理，回來搞革命，改變落后黑暗的舊中國。所以，我們學習俄文，都很用功，很刻苦”（余世誠、張升善：《楊明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頁）。這一時期在外國語學社擔任俄文教員的共有三人，即楊明齋、維經(jīng)斯基的夫人俄共黨員庫茲涅佐娃（M.Кузнецова）和陳獨秀老友之女王元齡。1921年1月前，楊明齋和庫茲涅佐娃承擔了全部的俄文教學任務，楊明齋負責基礎俄文的教學，而庫茲涅佐娃主要教授讀音和會話課。1921年1月，由于庫茲涅佐娃要隨維經(jīng)斯基回國，楊明齋也將在1921年春赴俄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于是陳獨秀出面邀請王元齡教授俄文。在這之后，王元齡承擔了主要的俄文教學任務，她回憶說，“冬天楊明齋同志到我的地方來接洽，過了陰歷年約二月份初春，我到這里來教書，未到大熱天約陰歷五月份就結束”（《覺悟漁陽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chuàng)建史料選輯》，第1407頁）。

學員們在學習俄文的同時，還積極進行俄文方面的社會實踐活動，比如，楊明齋就經(jīng)常組織大家為《勞動界》雜志編輯部和中俄通訊社等做翻譯、校對和印刷等方面的工作，學員袁振英還擔任過《新青年》新開辟的“俄羅斯研究”專欄的編輯。中俄通訊社成立后，學員們從上海把中國的消息發(fā)往莫斯科，又把介紹蘇俄情況的文稿送到《民國日報》《新青年》等報刊發(fā)表，向國人介紹馬克思主義以及俄國革命和建設的經(jīng)驗。據(jù)蕭勁光回憶，在外國語學社學習期間，劉少奇等人經(jīng)常借助詞典為中俄通訊社做翻譯、校對文稿（《憶早期赴蘇學習時的少奇同志》，《從工運領袖到共和國主席——憶劉少奇》，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159~161頁）。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的俄文教育開展伊始便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相結合。楊明齋和庫茲涅佐娃擔任俄文教員時，俄文課程多安排在上午，下午和星期日則主要進行語言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和革命實踐。王元齡擔任俄文教員時，俄文課程調整到下午，但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和革命實踐活動并未中斷。彭述之回憶說，“星期一到星期六整個白天都用于接受楊明齋和友人不斷灌輸給我們的語言和意識形態(tài)各入門課程”（《覺悟漁陽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chuàng)建史料選輯》，第1397頁）。這里的意識形態(tài)各入門課程指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張仲禮研究員甚至據(jù)此將外國語學社稱為共產主義干部培訓班（張仲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561頁）。

學員們在外國語學社可以讀到很多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的書，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發(fā)展。曹靖華回憶，在外國語學社“除外語外，還可閱讀《新青年》、《共產黨宣言》、《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以及介紹蘇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我如饑似渴地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學社還經(jīng)常組織學員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和《共產黨》月刊，“第一本馬列主義的書（指《共產黨宣言》），就是外國語學社發(fā)的”（余世誠、張升善：《楊明齋》，第72頁、第71頁）。這些書籍對學員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劉愛琴回憶父親劉少奇在外國語學社的經(jīng)歷時說，“他通過看《共產黨宣言》以及一些革命書籍，堅定了革命信念”（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載《開創(chuàng)新紀元的外國語學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頁）。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主要成員如楊明齋、李達和陳望道等都擔任過外國語學社的教員。陳望道親自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每個星期日講一課。李達也給學員們上過馬克思主義的課程。另外，學社還請沈雁冰和邵力子講授社會科學知識。彭述之后來談到這段學習經(jīng)歷時說，“李達是我們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啟蒙人。當我們埋頭于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時，李漢俊成了我們的向導”（《上海革命史研究資料——紀念建黨七十周年》，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1年版，第306頁）。

學員們還參加由黨和團早期組織舉辦的各類政治報告，大部分報告是兼任學社秘書的俞秀松做的，也常常邀請陳獨秀等來講。為了培養(yǎng)分析問題的能力，常常讓他們有準備地發(fā)言，在教學過程中常提出如下問題供大家思考，如：“要救中國，得靠什么？”“我們從俄國十月革命中受到什么啟發(fā)？”等，以此引導學員們對中國革命前途展開思考。

學員們在學習之余還參與一些社會革命活動。首先是建團工作。這一工作首先在外國語學社的學生中開展（《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頁）。學員魏以新后來回憶說，“我記得S.Y.經(jīng)常開會，討論如何進行工作，都是在夜晚八九點鐘開的，一般的會開一兩個小時”（《覺悟漁陽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chuàng)建史料選輯》，第1384頁）。其次是參加黨和團內的活動，如印傳單、幫助《勞動界》做收發(fā)、校對工作等，部分學員后來還參加了協(xié)助建黨的工作。最后，一些學員還參加了工運活動的組織。例如，受組織委托，學員李啟漢1920年秋開始到滬西小沙渡紗廠開展組織工人的活動，針對紡織工人文化水平不高的現(xiàn)狀，他通過組織“半日學�！眮硖岣吖と藗兊碾A級覺悟。

三

1921年春，經(jīng)過八個多月的學習，按共產主義小組與蘇俄方面的安排，外國語學社先后分三批，選派數(shù)十名學員赴蘇俄留學，揭開了中國共產黨派遣干部赴蘇留學的序幕。第一批派出約二十人，第二批十二人，第三批有十余人，包括劉少奇、任弼時和蕭勁光等。

外國語學社這種俄文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模式為學員們后來堅定信仰、留學蘇俄、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礎。蕭勁光回憶說，這使他們“學習了俄文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知識，為去俄國學習做準備，這是我們新生活的開端”（《在上海外國語學社》，《開創(chuàng)新紀元的外國語學社》，第306頁）。

這些學員基本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學習，后來逐漸轉為中共黨員并以其為基礎組建了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他們在蘇聯(lián)留學期間，憑借外國語學社打下的俄文基礎，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很快便能聽懂俄文授課，閱讀俄文書刊。他們學成回國后，逐漸在黨務工作、工人運動、翻譯傳播等領域發(fā)揮重要作用。劉少奇同志在東方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回國后，在領導工人運動、協(xié)調同蘇聯(lián)的聯(lián)系、參與革命斗爭等方面作出重要貢獻。曹靖華在赴蘇俄進一步學習文學和政治理論回國后，翻譯了一大批蘇聯(lián)革命作品，積極宣傳、介紹蘇聯(lián)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王一飛翻譯的《共產國際黨綱草案》等成為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介紹蘇俄革命的重要書籍。蔣光慈也翻譯過列寧和斯大林的重要論著，為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俄較為先進的革命軍事理論等作出了貢獻。

（作者：趙世鋒，系復旦大學俄文系副教授、教育部區(qū)域和國別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俄羅斯西伯利亞遠東地區(qū)藏1950年前中國共產黨檔案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

來源：《光明日報》（ 2024年11月1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