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同志談毛澤東、任弼時、賀龍和張國燾【4】

6月3日，六軍團于理化的甲洼，首先同紅四方面軍的三十二軍會師。張國燾派羅炳輝、劉型來做工作，“工作團”送來《干部必讀》的小冊子，大講反對“毛、洛、周、博”的“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有人要發(fā)下去，我說不能發(fā)，當場就燒掉了。我立即發(fā)電報，向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報告，他們都說：“不要發(fā)，燒得好!”

6月22日紅六軍團到甘孜后，見到了朱德、劉伯承和張國燾。張國燾使用種種手段，想把六軍團拉過去，為己所用。他對六軍團政委王震，又是請吃飯，又是送東西。王震同志回憶說：張國燾一見面問了問六軍團長征的情況，接著就說，我很知道你呀!鐵路工人出身，能打硬仗，很勇敢啊!他見我上衣口袋別著自來水筆，忙問是什么筆?給他看看。我說，是從一個國民黨軍官那里繳獲來的。他說，是有名的派克筆呀!換給我用用吧!說著，拿出一把嶄新的外國造手槍給我。臨走時，他讓戰(zhàn)士牽來4匹馬送給我。我心里明白，他是想拉擾我和六軍團聽他指揮。我們六軍團是井岡山的游擊隊發(fā)展起來的，一開始就是在毛主席領導下戰(zhàn)斗的，怎么能聽你指揮去反中央呢!我回來后向朱老總作了匯報。朱老總說，給你的東西都收下，我們的行動還是聽中央的。

張國燾派人做軍團長蕭克的工作，封官許愿。蕭克同志回憶說：“當六軍團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與遠道前來迎接我們的部隊見面時，有的老戰(zhàn)友對我說：張國燾與中央分裂了，責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來對中央根據地的損失和一方面軍在長征中的嚴重消耗與削弱有些不滿，加上片面地聽信了歪曲事實的說法，就把遵義會議前后中央的領導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對中央表示過不滿情緒，這是錯誤的。但當我見到朱總司令，他誠懇地向我說明了事件發(fā)生的經過后，就改變了態(tài)度。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個最深刻的教訓。”

王震同志說：在甘孜，朱老總找我和蕭克談話。他說，井岡山朱毛的爭論，你（指蕭克）是站在我這一邊的，毛對，朱不對，如沒有朱毛之爭，就沒有新舊之別，這個爭論是很有意義的。王震同志說：1971年林彪死后，我和陳毅到朱德家去，又談起這件事。朱老總說，井岡山的爭論很有意義，一個新的，一個舊的，新的勝了舊的。陳老總還說，古田會議前我去上海向中央匯報，毛主席建議中央，不要開除陳獨秀的黨籍。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后，毛主席表示服從中央的決定。王震同志說；在延安毛主席強調講黨史還是要講陳獨秀的歷史功績，要講李大釗的歷史功績。

6月30日，紅二軍團在絨壩岔同紅四方面軍的三十軍會師，7月2日到達甘孜。張國燾派陳昌浩來作報告。王震同志說：任弼時告訴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注意，讓四方面軍來的干部，只準講團結，號召抗日，不準講反對毛周張博和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四方面軍發(fā)的文件，一律不準往下發(fā)。陳昌浩聽后，就不講那些問題了。朱德和劉伯承及時地把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另立中央的真相，告訴任弼時和賀龍等同志。他們共同商議，如何想辦法同張國燾作斗爭，爭取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

在甘孜，黨中央電令紅二、六軍團組成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關向應為副政委，蕭克為副總指揮。王震同志說：

任弼時召開會議，報告國際國內形勢，講國際上要搞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國內要搞抗曰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這有利的形勢下，我們要北上抗日。任弼時對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會合紅一方面軍，起了領導推動作用。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準成立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統(tǒng)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行動。9月，紅二、四方面軍北上至甘南岷州地區(qū)，張國燾又提出西渡黃河，向青海、甘西發(fā)展的錯誤主張。王震回憶說：西北局在哈達鋪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張國燾、任弼時、朱德、賀龍、關向應、傅鐘、陳昌浩和我，徐向前在前方指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上，多數人否定了張國燾的西進計劃，決定繼續(xù)北上。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先后在甘肅會寧、寧夏將臺堡會師，勝利完成長征。

原載：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