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場突遭搜查之謎【2】

馬林因素說

在中共一大代表的有關回憶中，說到被搜查原因的有四人，有兩人說是因為馬林的原因而被搜查的。張國燾說：“當時我們保密觀念很薄弱，可能當大會在博文女校進行時就已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舉行也未逃掉他們的耳目，所以他們很可能有一網(wǎng)打盡之計，故選在馬林與尼克爾斯基參加時下手�！标愄肚锏幕貞浥c張國燾的說法相近，他說：“我們的推測，偵探發(fā)現(xiàn)我們的會議，是由博文女校跟蹤而得的。”李達回憶說：一大會場被搜查“這是因為馬林用英文大聲演說，夾雜著說了好幾次中國共產(chǎn)黨，被法國巡捕聽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場風波”。董必武說：“開會為什么被敵人發(fā)現(xiàn)呢？因為那時，外國人到中國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國際代表馬林進去時有人就跟著走進去了。”以上的回憶都只是他們自己的推測，沒有什么根據(jù)。

后來學者任武雄研究發(fā)現(xiàn)有檔案資料說明，中共一大會場被搜查是由于馬林的行蹤早已暴露引起的。

馬林，荷蘭人，原名亨德立克斯 斯內夫利特，1902年參加荷蘭社會民主黨，1913年在荷蘭殖民地爪哇進行革命活動，1919年被爪哇當局驅逐出境。1920年參加共產(chǎn)國際二大，被選為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成員。1921年3月，他奉共產(chǎn)國際命令離開莫斯科赴上海，途經(jīng)維也納，領取去中國的簽證時被拘捕，后在友人與律師的幫助下獲釋。維也納當局對于他打算去的國家一律作了通知。因此，馬林自歐洲到上海，沿途都受到嚴密的監(jiān)視。荷屬東印度政府同荷蘭駐上�？傤I事館密切聯(lián)系，并將他的情況隨時通知上海英、法租界當局。這事馬林在1922年7月11日寫給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局的報告中有詳細說明。

另據(jù)荷蘭外交部幾份檔案記載，1921年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致上海荷蘭總領事的一封信說，斯內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拉”號到上海，住南京路東方飯店，化名安得烈森。7月14日離開南京路東方飯店，住進麥根路32號公寓。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馬林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即處在英、法租界巡捕房的監(jiān)視之下。7月30日晚，馬林到李漢俊家開會，也被盯梢。馬林與一大代表離開李漢俊家以后，巡捕前來搜查，特別反復詢問李漢俊、陳公博，那兩個外國人是誰，因為巡捕心中已有疑竇。

日本學者石川禎浩也認為，馬林在維也納被捕以后，馬林的中國之行顯然已經(jīng)受到懷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沒有放松對他的監(jiān)視，這從各國警方屢屢相互通報他的住處等情報和部分往來信件也看得出來。馬林對此有所察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通過別人收發(fā)信件和電報等。雖然還沒發(fā)現(xiàn)有關馬林在中共一大期間行動的警方資料，但是，馬林在會議期間被盯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實際上，警方當時已經(jīng)得到共產(chǎn)主義組織要在上海開會的情報。日本警視廳6月末得到的情報說，“上海支那共產(chǎn)黨”近期將召集各地代表開會，日本人也將參加。這份報告雖然把預定開會日期誤作“6月30日”，但開會地點卻是“上海法租界貝勒路”，即現(xiàn)在的中共一大會址所在的“黃陂南路”，不見得是虛報。這份報告沒有涉及情報來源，我們不知道日本警視廳是通過何種渠道搞到這份情報的。但是，按照當時的外交慣例來考慮，日本警方的情報肯定是來自或者通報給了駐上海的各國租界當局。上海的租界當局很可能基于這些情報加強了警戒。事實上，法租界當局還制定了一個條例，這很可能是加強警戒的一個步驟。這就是7月31日《民國日報》報道的取締集會條例。該報道說，條例規(guī)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會須于48小時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長許可；秘密集會，或不事先申明集會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處罰。假如警方事前得到了共產(chǎn)黨將要召開代表大會的消息，匆忙制定這樣一個條例的目的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據(jù)陳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記載，警察在搜查會場時，誤認陳為“日本社會黨人”，這也許印證了日本警視廳得到的大會將有日本人參加的情報�？傊�，租界當局在密切監(jiān)視馬林行動的同時，肯定意識到了共產(chǎn)主義分子將要開展具體行動。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一大會場遭到搜查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筆者認為以上這種說法似乎也不太合理，因為如果偵探已經(jīng)跟蹤了幾天的話，或者說已經(jīng)知道馬林的行蹤的話，何以最初幾天會議能順利進行？巡捕房早就應該動手捕人了，不可能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貿然讓程子卿單獨闖入會場，從而驚動目標，事后再去，已是人去樓空。